从清宣统三年（1911年）12月29日博克多格根称帝“独立”， 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5日中国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从中华民国独立期间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外蒙古与内蒙古在清代和民国初年同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包括现在的蒙古国以及俄罗斯图瓦共和国。

所以说，外蒙古可以说是从清朝和中华民国两个政权手中丢失的。

今日外蒙古大部分地区属蒙古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唐努乌梁海地区则先后被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控制，之后一部分被并入苏俄（现俄罗斯联邦），另外一部分则被并入蒙古国库苏古尔省。1921年11月25日蒙古人民党建立君主立宪蒙古，1924年11月26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布从中国独立，当时的北洋政府并未承认。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与前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外蒙古根据公投结果独立。次年，对独立予以承认。1952年，台湾当局在联合国以苏联违反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由引发“控苏案”，从此不再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1961年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630号决议案，当时占据中国席位的台湾当局弃权，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

13世纪初至清末之前蒙古高原是蒙古人繁衍生息的地方；在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了这一地区，建立了蒙古帝国。其后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包括现在中国的大部、蒙古高原、外东北等。明朝时蒙古残余势力退回塞外，维持北元政权，与明朝对抗。后来满族统治者与漠南蒙古（即内蒙古）诸部结盟，建立清朝，入主中原。其他漠北、漠西蒙古部族也逐渐成为清朝的臣属。蒙古各部与清政府的关系颇有不同。他们或与满族统治者联姻，或被武力征服。清代将蒙古分为设官治理的内属蒙古和由札萨克世袭统治的外藩蒙古。外藩蒙古又分为内札萨克蒙古和外札萨克蒙古。内札萨克蒙古归附清朝较早，多与皇室联姻，后成为今内蒙古自治区的主体部分。外札萨克蒙古多为清军征伐准噶尔部期间内附或被迫投降，地位在内札萨克之下，而属于外札萨克的喀尔喀蒙古在康熙年间经“多伦会盟”归附清朝。清代后期的官方文书中出现了“内蒙古”和“外蒙古”的概念。“内蒙古”指内札萨克蒙古49旗，“外蒙古”指外札萨克蒙古86旗，有时则只指喀尔喀蒙古。从16世纪起，沙俄经营西伯利亚，与蒙古地区开始往来。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定的《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界约》（合称《布连斯奇条约》），肯定蒙古属于清朝管辖。沙俄则取得了在恰克图和外蒙古地区通商贸易的特权。1854年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说“中国一旦发生政变，也不应容许中国新政府把权力扩张到蒙古，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应受到俄国保护”。在沙俄和清朝政府签订的多数不平等条约中，都有关于俄国在蒙古利益的条款。在这段期间，俄国极力推进和蒙古各部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交流。20世纪初，面对外蒙古地区落后的经济状况和深重的边疆危机，朝中大臣和一部分比较开明、接触国内外新事物较多的外藩蒙古王公，也提出了振兴蒙古、图强变革的奏议。他们主张要在蒙古设立大小学堂，修铁路，开银行，办邮政，兴办工商、垦牧各业，以及练新兵、办巡警，改良旗政，并提出要采用吸收先进技术和经验。阿旺垂济尼玛丹彬旺舒克于是清政府在当地推行“新政”。库伦办事大臣辖区（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的新政进展较大，外蒙古新政是当时中国清末新政的一部分，但它不顾蒙汉民族差异和蒙古族人民的权益，盲目放垦、征收重税、激化了社会矛盾，“不堪其扰，相率逃避。近城（指库伦）各旗，为之一空”，[8] 国家参与放垦蒙地，原本全部属于王公贵族们的荒价地租，超过一半被朝廷收入了国库，引起了内外蒙古王公和旗民的强烈反抗，一些王公开始谋求外国支持反抗清廷的“新政”，辖区两盟长以及哲布尊丹巴管理的沙比衙门的首脑，于宣统二年（1910年）联名向库伦办事大臣和乌里雅苏台将军呈报，称“蒙古人民已经忧心忡忡地接到了几道要他们执行新政的命令，我们可怜的、为各种赋税弄得一贫如洗的盟和沙比的台吉和牧民们，已经到了他们再也无法支持的地步了。历次颁布的命令，没有一个对蒙古人是有利的”。宣统三年（1911年）7月10日“丹书克”节，以库伦活佛为首的外蒙古僧俗封建主以会盟为名，在库伦郊外召开四盟王公秘密会议，决议外蒙古“独立”，并派遣以独立首倡者土谢图汗部亲王杭达多尔济、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为首的代表团秘密出访俄京圣彼得堡请求俄国政府“庇护”， “接纳喀尔喀于俄国的保护之下”，得到沙皇俄国军事支援。辛亥革命后，随着清朝统治逐渐瓦解，发生了哲布尊丹巴沙比纳尔属下喇嘛与库伦大臣衙门大规模斗殴的事件，在俄国驻库伦（现乌兰巴托）代理领事拉多夫斯基的策动下，杭达多尔济等人认为时机成熟。12月1日，外蒙古王公调集各旗蒙兵集合库伦，和俄国哥萨克包围清政府驻库伦的库伦办事大臣衙门，解除清军武装，正式通知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喀尔喀已“将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帝国，公推哲布尊丹巴为皇帝”，三多势单力孤，走投无路，于次日避入俄国驻库伦使署请求保护，12月4日，在哥萨克兵的护送下离开库伦，然后经恰克图取道西伯利亚回国（之前格根活佛曾因一札巴犯法向三多求情但不允）。12月29日，博克多格根在库伦登基，“蒙古喇嘛教的大主教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一个布满符咒和神怪偶像的仪式中，登上了一个新的大蒙古国‘神圣皇帝’（博克多汗）的宝座”， 史称“博克多汗国”，后自称“日光皇帝”，汗号“额真汗”，年号“共戴”。以曾赴俄乞援的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为内阁总理大臣，主持政务，内阁下设内务、外务、财政、兵、刑五部。 此独立未被当时清朝政府和后继的中华民国政府承认。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阿旺垂济尼玛丹彬旺舒克在俄国支持下宣布“独立”后，库伦蒙军5千余人，由伯颜帖木林·海山，马克思尔扎布、丹毕坚赞（黑喇嘛）及惠斯列克·达木丁苏荣等人带领下派兵西侵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外蒙古各旗札萨克未加抵抗，乌里雅苏台将军被押解出境，只有科布多的杜尔伯特汗噶勒章那木济勒不独立，照旧听科布多参赞大臣节制。1912年，马克思尔扎布率外蒙八世哲布尊丹巴称帝时用印和勋章古、俄国联军攻陷科布多城，前清守军仅300余人。民国驻疆汉军都督府曾东援，因被阻击而未成。苦战数月，力不支，城破，科布多全境陷落。城中除蒙古人以外所有平民被民族灭绝，末任科布多参赞大臣溥钅闰（ruàn）及驻防清军七百余人被蒙古军押解出境。中华民国成立后，北京政府拟派兵入外蒙，遭到沙俄的反对。由于当时国内局势不稳，故袁世凯北京政府并未就外蒙古问题与沙俄进行交涉，只是一再宣告：“外蒙古是中华民国领土”。沙俄尚没有立即公开吞并外蒙古的打算，担心马上吞并会引起国际干涉。1912年11月3日，俄国前任驻华公使廓索维茨在库伦与外蒙“内阁总理大臣”那木囊苏伦签订《俄库条约（俄蒙协约）》及《俄蒙协约专条》，俄国以支持蒙古自治换取在外蒙享有排他性商业地位，对中国在外蒙主权只字未提，引起中国不满。[24] [26] 11月18日，共戴蒙古国外务部照会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比利时、日本、丹麦、荷兰、奥匈帝国外交部，要求各国承认其“独立”。1913年9月18日，俄国当局迫使袁世凯执政的北洋政府派中国外长孙宝琦同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达成《中俄声明文件》，其内容对华更为不利。中国让步，不在外蒙驻兵、殖民、设官，承认外蒙自治，承认《俄蒙协约》及其专条，换回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的宗主权，基于宗主权而衍生出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一部分。中国对蒙权力已由主权沦为宗主权。中俄蒙协约签订《中俄声明文件》规定：1、“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2、“中国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3、“中国允诺不于外蒙古境内驻军、设官、殖民，外蒙古自行办理内政并整理本境一切工商事宜”；俄国也答应“不派兵、不殖民、不干涉外蒙古内政”；4、“中国承认俄国的调处”；5、“凡关于中俄两国在外蒙的利益等问题均应另行商订”。并附件：1、“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2、“凡关于外蒙古政治、土地交涉事宜由中、俄、蒙3方共同协商”；3、“外蒙古自治区域以前清驻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境为限”。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在恰克图签定《中俄蒙协约（恰克图协约）》，将此声明具体化。 据此，同年6月9日，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与共戴年号”。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册封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并赦免独立运动人士。外蒙古实行“自治”，但实际上为沙俄所控。 此时外蒙古上层的僧俗两派斗争趋于白热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派人毒死了“外务大臣”杭达多尔济与赛音诺颜部亲王那木囊苏伦，压制了世俗王公的势力。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之后其政府在1917年和1919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实际上继续支持外蒙古独立。苏维埃俄国在1919年7月25日发表对蒙古声明，称外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要求与之建立外交关系。1918年春天，居住在外贝加尔地区的俄罗斯布里亚特族商人、富农、官吏及军官大量逃往外蒙避难，使哲布尊丹巴活佛产生了对“赤俄”的恐惧之心。1919年时的库伦城地图1918年5月28日，外蒙“外长”车林多尔济通知都护使陈毅，外蒙同意由内地调派骑兵两营、步兵一营，携带山炮、机枪，协助外蒙巩固边防。1919年11月7日，由于俄国白军与红军均陷入苏俄内战而无暇顾及外蒙古，因此蒙古的亲俄势力逐渐转弱。再加上俄国利用俄蒙协约实行垄断攘夺，加之不断贬值卢布，使蒙古王公平民遭受损失，更激起外蒙的怨恨，转而倾向于中国。到1919年6月，觊觎蒙古的白俄“西伯利亚军团长”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谢苗诺夫再度蠢蠢欲动，试图武力进犯外蒙，哲布尊丹巴及库伦当局大为恐慌，向陈毅要求北京政府派大军入蒙、加以保护。双方达成《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六十四条》，但是被由喇嘛控制的“议会”否决，于是外蒙古王公单独组成请愿团，进京直接向徐世昌大总统请愿，要求立即将外蒙撤销自治。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外蒙自治官府的“外长”公车林多尔济、“司法总长”车臣汗那旺那林、“陆军总长”曼彦多尔济郡王（赛音诺颜部将军），以及各部次长（也都是外蒙各旗的和硕亲王、郡王、贝勒或贝子）。北京方面，自从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后，就一直在筹划出兵外蒙、呼伦贝尔和西伯利亚之事。1919年4月，民国总理段祺瑞及陆军总长靳云鹏任命安福系军阀徐树铮将军为“西北筹边使”。 此时正值此时陈毅与外蒙方面谈判取得成果，于是段祺瑞政府命令徐树铮火速率军前往外蒙，主持撤治之事，以夺陈毅之为己功，重振皖系的政治声望。皖系将领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徐树铮在当时库伦与外蒙王公合影古库伦，挟持“内阁总理大臣”巴德玛·多尔济，软禁哲布尊丹巴活佛，并召陈毅回京，全面否定《中俄声明》。同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南方孙中山护法军政府亦致电庆贺。11月22日，民国总统徐世昌“俯如所请，以顺蒙情”，以《中华民国大总统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恢复旧制；同时取消《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定》，北京政府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部（西北边防军）在库伦、科布多等地驻防，并派兵收复唐努乌梁海。但徐树铮在外蒙古期间，不顾其传统习俗，全面推行新政改革，致使外蒙古上层集团对北洋政府的统治更加不满。身穿蒙古袍的血腥男爵恩琴1918年末至1919年初，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蒙古先后成立了两个秘密革命小组——牧民出身的达木丁·苏赫巴托尔领导的库伦小组和霍尔洛·乔巴山领导的领事坡小组。1920年6月在苏俄的帮助下两个小组合并组成统一的革命组织。1921年3月1日,在恰克图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正式建立牧民阶级的革命政党——蒙古人民党（1925年3月改称蒙古人民革命党），寻求共产国际的帮助建立独立的蒙古国家。1920年7月，爆发直皖战争，徐树铮率军返回内地，战败，旋遭通缉，逃入日本使馆。库伦仅留守部份兵力。1921年2月11日，苏联国内战争期间，白俄男爵罗曼·冯·恩琴的所谓“亚洲骑兵师”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攻入库伦。中国驻军撤离库伦，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在高在田的率领下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针对外蒙的事态，中国北洋政府任命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但当时处于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夕，张作霖意在关内争夺地盘，无意到外蒙与恩琴作战，对于驻扎外蒙叨林的张景惠在徐世昌再三促令下向他请示之时大骂：“予教汝统率大军入关，将欲直向南下，汝何故北指，自投死路”。[39] 恩琴则一方面向中国北洋政府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发出所谓“恢复外蒙古自治”的公告，一方面秘密致信张作霖，表示愿意将外蒙交给张作霖，但条件有两个，一是在外蒙古保留哲布尊丹巴活佛的地位，二是共同在中国恢复大清帝制。其他各派军阀无暇分身，只得坐视外蒙地区的军事冲突。1921年3月13日，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在俄国境内的特洛伊茨科萨夫1921年独立后各时期的蒙古国国旗(3张) 斯克成立。3月18日，蒙古人民党军队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攻占买卖城，击败了当地守军；同时蒙古义勇军击退了科布多的北洋军队，临时政府迁至科布多。随后苏联红军于于5月25日派兵侵入蒙古，7月6日开入库伦，恩琴被俘。1921年7月11日，外蒙古建立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11月25日外蒙古建立“人民革命政权”，苏俄称“得派驻蒙古首都全权代表、及驻科布多、乌里雅苏台、阿拉坦布拉克等处领事，并得经蒙古国民政府之同意派遣领事于其它各处”，并与外蒙古在1922年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 对此北京政府发布了一份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1924年4月17日，蒙古君主哲布尊丹巴活佛逝世。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与苏俄政府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不承认外蒙独立。但是该条约并没有得到很好执行，苏军并没有撤出中国，当时报纸称外蒙各个重要地区均有苏军驻扎，仅库伦一地就有3000苏军。苏赫-巴托尔在特洛伊茨科萨夫斯克1924年11月26日在苏联与第三国际支持与行动下，蒙古人民党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定都库伦，改城名为乌兰巴托，以1911年作独立纪元，允许苏联驻军。[42] 但中国及英、美等当时主要国家政府皆未承认。在乔巴山等人的领导下，蒙古人民共和国实行了苏联式的政治制度。1932年由于蒙古人民党政府模仿苏联的建设模式，对喇嘛、贵族进行了镇压，11月爆发了牧民武装暴动，还蔓延到了新疆和内蒙古；随后人民党政府在驻蒙苏军支持下对外蒙古进行了大规模镇压。中华民国则一直处于内外交困的处境中，南方兴起的国民政府从北伐战争、中原大战、十年内战，到1931年九一八事件和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自顾不暇，无力处理外蒙古问题。其间1928年国民党军队在外蒙东部边界与苏军发生了小规模战斗，之后再没有进入外蒙古。直到1992年苏联解体后，苏联军队才彻底从蒙古国撤走。1939年，苏联、外蒙古联军与日本、满洲国的军队因“蒙满边境”问题爆发诺门罕战役，之后因欧洲战事而停战。1941年3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访苏，苏联外交部次长在3月27日对中国驻苏大使说：“斯大林接见松冈，是纯礼貌问题。”4月11日“苏联不为自己而牺牲友邦的利益，苏联政府对松冈是照例接待。”但是，就在两天后的4月13日，苏联就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发表联合声明说：“为了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对此，当时的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声明“《苏日中立条约》，对于中国绝对无效”。1946年2月12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副总理苏伦扎布虽然得到了国民政府外交部将签订中蒙建交协议的口头承诺，但国民政府借故拖延，始终未与其建立外交关系，尤其是中蒙边界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使得蒙古当局相当不满。1948年民国地图加注小字承认外蒙独立1946年3月6日，中国国民党二中全会检讨外交报告，王正廷等代表主张废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内蒙代表要求恢复蒙古委员会。1946年3月18日，苏联及中共抨击国民党二中全会，称其反动气焰嚣张、反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6年8月6日，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大使徐淑希发表支持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的声明：“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数月之前，尚为中国之一部分，称为外蒙古。其独立乃由选举之故，国民政府将为欢迎其加入联合国之一国家，吾人固竭诚期望其加入此国际机构。……国民政府于适当之时间到来时，侪以全力支持外蒙古要求入会申请。”1947年1月1日，国民党“国大”一手操纵的“中华民国宪法”公布，其中第四条声称“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未写明何为固有疆域。1947年4月23日，国民政府恢复蒙藏委员会，许世英担任委员长独立后民国出版外蒙古地图1948，1948年6月1日白云梯担任该会委员长。1947年6月2日，蒙古当局借口汉哈部队非法越过拜塔克山，还捕去蒙兵数名，遂要求驻扎在对山胡芝尔特河附近的野营部队在48小时内撤退，并交还失踪士兵与马匹。6月5日，外蒙古军队攻击驻守在北塔山的中国军队，中蒙两国军队发生激烈冲突，互有伤亡，即“北塔山事件”。[63] [67] 事后国民党向苏联外交部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苏公使提出强烈抗议，指责外蒙古军队在苏军协助下入侵中国新疆。苏联否认上述指控，加上国民政府反悔反对蒙古加入联合国，使中苏关系迅速恶化。国内舆论也大肆报道“北塔山事件”，抗议苏联不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质疑外蒙古国家主权的独立性，坚决反对外蒙古申请加入联合国，甚至鼓动民众推翻外蒙古公民投票的结果。1947年7月28日，联合国讨论蒙古入会，中方代表反对独立后民国出版外蒙古地图1949，并与苏联代表发生激烈辩论。8月18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拒绝蒙古加入联合国。1947年11月7日，联大苏联代表要求允许外蒙加入联合国，8日中方代表会上驳斥苏联，蒙独再次被挫败。1948年，民国官方新出版的中国地图依旧包含蒙古（但加注释小字业已承认其独立）。1949年，经国共内战，国民党退守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台湾海峡两岸对峙局面形成。1950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废除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53年台湾当局援引苏联并未做到“不援助中共”等条件，而废除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关于外蒙古的换文，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下令把外蒙古重新纳入“中华民国”的版图之内。台湾当局向联合国控告苏联。联合国大会以25票赞成，9票反对，24票弃权通过联合国大会505号决议谴责苏联。是为所谓“控苏案”决议。1952年联合国第六届联大各项决议台湾当局“外交部”在1949年11月7日《与苏联断绝邦交之声明》中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中国政府一向恪守该条约产生之一切义务。但是苏联却支持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苏联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苏联屡次违约，但国民党却‘为顾虑美国关系，迟未采取行动’，直至1953年2月20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国会正式否认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存在，台当局才于2月23日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2月25日，“外交部”正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53年，台湾当局援引苏联并未做到不援助中共和公正投票等条件，在联合国宣布废除条约，通过投票（联大505号决议），绝大多数国家支持“中华民国”立场。1961年，苏联集团和非洲集团达成一揽子协议：苏联集团支持非洲的毛里塔尼亚入联合国，而非洲集团支持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当时，台湾当局由于占据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而拥有否决权，可以阻止蒙古入联合国。但美国肯尼迪政府担心如此会导致毛里塔尼亚入联合国受阻，激怒非洲国家，导致他们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于是施压给台湾当局不得否决蒙古入联合国。1962年台湾当局出版的英文版地图几经外交上的交涉，最终台湾当局同意不否决蒙古入联合国，而美国也不可以投同意票。作为回报，肯尼迪公开声明美国坚决支持台湾当局；并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一案成为“重要问题”，即要三分之二多数同意才能通过；且肯尼迪承诺如果任何时候美国的否决能有效地防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美国将使用否决权。10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以9票赞成，0票反对，1票（美国）弃权蒙古人民共和国国旗（1949年－1992年）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蒙古入会案。台湾当局未参加投票表决。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630号决议案，接纳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台湾当局未参加表决。就此，蒋介石在1961年11月主持国民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及中央评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时称：“就整个世界战役来说，在防阻‘匪伪’入会的间接目的上，我们可以算是换取了一次迂回战的胜利；但在防阻‘伪蒙’入会的直接目的上，无可讳言，乃是我们一次严重的失败！”12月1日，澳大利亚、日本、美国等提出议案：任何涉及中国代表权变更问题的议案都是“重要问题案”。12月15日此案以61票赞成，37票反对，7票弃权，被通过为联大第1668号决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