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原文】

元日

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题解】

这是王安石在新年伊始时的感怀之作，大约作于熙宁三年（1070）居相位主持变法之后。元日，即旧历正月初一。此诗以欣喜的心情，描绘了佳节去旧迎新、喜气洋洋的景象，同时也透露出诗人对实行新法踌躇满志、志在必得的心态。他认为国家正处在革除积弊、万象更新的时期，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怀着美好的憧憬。

【句解】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一片爆竹声送走了旧的一年，饮着醇美的屠苏酒，就已经感受到了春天温暖和畅的气息。

诗中提到了两种当时盛行的节庆风俗。新年元旦之际燃放爆竹，是一项延续至今的古老风俗。爆竹亦称“爆仗”、“炮仗”，起源很早。爆竹在古代是一种驱瘟逐邪的音响工具，据《荆楚岁时记》和《神异经》记载，古时候人们途经深山，露宿野外，晚上要点篝火，一为煮食取暖，二为防止野兽侵袭。相传西方山中有一种动物山臊，高一丈多，一只脚，生性不惧怕人。人要是见了它就会发冷发热，生起病来。为了对付它们，人们就想出在火中燃烧竹子的办法，用竹筒遇热爆裂的声音使其远遁。所以古代风俗，在正月一日人们要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烧爆竹，以避山臊恶鬼，驱逐瘟邪。虽然唐朝开始就有人用火药裹纸制造新型鞭炮，但在宋代，传统爆竹的燃放在民间还很流行。“食残豆粥扫罢尘，截筒五尺煨以薪。节间汗流火力透，健仆取将乃疾走。儿童却立避其锋，当阶击地雷霆吼。”南宋诗人范成大的这首《爆竹行》，形象地描绘了使用竹筒爆响时紧张热烈的气氛。

饮屠苏酒也和驱逐瘟邪有关。“屠苏酒”，据说由唐代名医孙思邈首创，屠苏是他的斋名。其配方为大黄、白术、桂枝、防风、花椒、乌头、附子等药，在除夕入酒浸制，悬于井中，元日取出，自少至长东面而饮；药酒的渣滓，也用绛嚢盛起来，挂于门桁之上，以辟瘟疫。这种酒益气温阳，祛风散寒，具有辟除疫疬之邪的功效。在宋代，饮屠苏酒是过年必不可少的习俗。饮屠苏酒的方法也很别致。一般场合饮酒，总是从年长者饮起。但是饮屠苏酒却正好相反，是从年少的小儿开始，年纪较长的在后，合家欢聚，逐人而饮。为什么会有这种习俗呢？晋人董勋解释，这是因为“少者得岁，故贺之；老者失岁，故罚之”。这种风俗在宋朝十分盛行，除本诗外，苏轼《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也说：“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初升的太阳逐渐变得明亮，照在百姓人家那千千万万的门户之上，光芒四射。人们也争相将门上的旧桃符取下，换上新的。“曈曈”，日初出渐明的样子，王安石的另一首诗《余寒》中有“曈曈扶桑日，出有万里光”的句子。挂桃符之说最早见于东汉。东汉应劭《风俗通》中引《黄帝书》说，上古时候，有神荼、郁垒两兄弟，他们住在度朔山上。山上有一棵大桃树，树阴如盖。每天早上，他们便在这树下检点百鬼。如果发现有恶鬼为害人间，便绑了喂老虎。后来民间就用桃木刻上他们兄弟的像，挂在门两边以驱鬼避邪。

【评解】

此诗写得通俗平易，但又不失精到。爆竹送旧，春风送暖，新桃换旧符，虽然写的是民俗，但诗人却通过这一表象体会出人们对新法的拥护，证明新法是得人心的；同时也借辞旧迎新的常见现象，表达了新生事物必将代替旧事物的哲理感悟。此诗语意双关，表达了诗人对新法的评价。他主持的改革虽然失败，但他除弊革新的勇气和精神却得到后人的敬仰。

【诗人名片】

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字介甫，晚号半山居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临川区）人，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他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曾封荆国公，死后又谥为文，故世称王荆公或王文公。

王安石的父亲王益是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做过几任地方官，一生未能显达，但为官清正，所到之处皆有治绩。王益崇尚儒家的德政，治理地方“一以恩信治之，尝历岁不笞一人”。在家也“未尝怒笞子弟。每置酒从容为陈孝悌仁义之本，古今存亡治乱之所以然”（王安石《先大夫述》）。父亲的言传身教对王安石的一生有很深的影响。王安石的母亲吴氏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曾巩在为她写的墓志铭中称她“好学强记，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因此王安石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王安石的两个妹妹也能诗文，经常与他唱和，显然也和母亲的影响有关。

王安石出生在其父临江军（今江西樟树西南）判官任上。从童年到少年，他一直随父亲游宦而四处漂泊。临江军判官任满后，王益出知本军新淦县（今江西新干），又知吉州庐陵县（今江西吉安）、成都府新繁县（今成都新都区新繁镇）。仁宗天圣八年（1030）出知韶州（今广东韶关）。明道二年（1033），王安石的祖父去世，他随父回临川守孝，这是王安石第一次回到家乡。三年后，王益起复江宁府（今江苏南京）通判，宝元二年（1039）死于任上，由于王益生前为官清廉，不蓄资产，家中无力将棺榇运回原籍临川，从此王安石一家也就定居江宁，金陵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在江宁的五年，王安石刻苦攻读，学问有很大进益。仁宗庆历二年（1042），他守制期满，进京参加进士考试。考试结束，考官把前十名的考卷进呈皇帝，由皇帝决定最后的名次。当时王安石为第一名。但他的赋中用了“孺子其朋”一语，是《尚书·洛诰》中周公训诫成王的话。仁宗皇帝看了不大高兴，就把他的名次与第四名杨寘对调，杨寘成了状元，王安石第四。

进士及第后，王安石被派往扬州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他在扬州任上经常通宵达旦读书，早晨来不及洗漱就去办公。他的上司知扬州韩琦还以为他少年高第，也像唐代杜牧那样“十年一觉扬州梦”，到处饮酒寻欢，就劝诫他要好好读书，不要荒废时间。王安石也不辩解，依然故我。除了奋勉读书之外，他还开始撰写学术著作。在扬州签判任上，他写成了一部数万言的《淮南杂说》，在思想界和学术界初露锋芒。当时人都认为“其言与孟轲相上下”。可惜的是，这部书在南宋以后就失传了。

庆历七年，王安石改任明州鄞县（今浙江鄞县）知县。他到任后首先对当地农业生产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到农民经常为旱灾所苦。他跑遍鄞县境内的十几个乡，劝督人们去疏浚川渠，在兴修水利上作出了一些成绩。青黄不接的时候，他把县府粮仓中的存粮借贷给农民，约定秋收之后加纳少量利息偿还。知鄞县的三年任期内，他做了不少这样的实事。

北宋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在进士考试时取得甲科高第的，在派往外地任职满一任之后，可以申请考试“馆职”，即史馆、集贤院、秘书省等馆阁职事。这种官职比较清贵，升迁快，是跻身显要的捷径。凡是具备条件的官员，几乎无不循例而为。但王安石希望在地方上“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朝廷屡次召试不赴，主动要求外任。仁宗皇祐三年（1051），他被派到舒州（今安徽潜山）任通判，任满后在汴京作了两年群牧判官，嘉祐二年（1057）就又调到常州作知州了。

在知常州任上，他计划干一件大事，就是开凿运河，改善当地农业生产条件。但是上司浙西转运使并不支持，加上工程开始后就淫雨不止，民夫多病，进度缓慢，王安石最后只有忍痛放弃。开河之役半途而废，为了这件事他也受到很多讥议王安石桂枝香，心情很是苦恼愤懑。当时的官绅士大夫都已养成一种因循旧例、袭蹈故常的风习，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和王安石主张兴利革弊的积极务实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他承认自己事先没有充分预计困难，导致劳民废财；但他不能接受从此不问世事的劝告，认为“方今万事所以难合而易坏，常以诸贤‘无意’耳”，对官场中苟且偷安的风气很不以为然。

嘉祐三年，王安石又被任命为提点江南东路刑狱，职责是随时巡回于该路辖境之内，考察各州县对刑狱事件处理是否公允，官吏是否廉明称职。他在任内除了料理刑狱之事，还大力整顿“养交取容”的官场陋习，处治了五名官员，轻的罚金，严重的黜降一级官职，希望能借此扭转流俗媚世的风气。他还不拘一格提拔人才，差遣饱读诗书的低级武官刘季孙掌管饶州官学，可谓知人善任。

第二年，王安石又接到调令，回汴京任三司度支判官。从他进士及第开始仕宦生涯算起，这时已经将近二十年了。在长期政治实践经历中，他体察到了北宋建国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积累形成的一些弊端和问题，逐渐形成了一套政治改革方案。就任三司度支判官之后，王安石把一系列意见写成洋洋万言的《言事书》，进献给在位已三十多年的仁宗皇帝。《言事书》扼要地概括指出，存在于当前的严峻局势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他主张“法先王之意”，进行体制上的革新，并着重谈了从“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四个方面入手，培养造就大量合格的行政官员，从而改造整个效率低下的官僚体制，以此作为全面改革的基础。但此时他的思路还不是很成熟，建议可行性不强，并没有得到皇帝和当权者的重视。

从嘉祐四年起，王安石一直在京内任职。嘉祐六年迁知制诰，负责起草诏诰等类的文字工作。其间也有一些临时的差遣，比如纠察在京刑狱，三次充任考试举人或进士的官员。嘉祐八年宋仁宗崩，同年八月，王安石的母亲吴氏也在开封逝世，王安石遂奉母柩归葬金陵，居丧守制。

“少年忧患伤豪气”，这就是王安石在执政之前读书、治学、为官的经历。他熟读深思，一直抱着经世致用的理想，希望能通过政治变革扭转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颓势。“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是他从少年时期就树立的人生理想。他在多年的地方官任上对农民“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的困苦境地有很深的了解，也逐渐认识到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自北宋建立之初，统治者就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放任地主阶级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太宗时土地的集中已十分严重，“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至仁宗时，更是“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这些兼并之家多享有不纳赋税的特权，致使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减少。而只占有少量土地的农民和无田的佃户，除了直接或间接承受国家的绝大部分赋税负担，还要遭受地主阶级沉重的剥削。王安石一直主张，全国财富的开阖敛散之权必须操纵在中央政府的手中，然后政府对财富才能运用自如。否则任何人都可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产生地头蛇般的豪强兼并之家，成为分割王朝政府权力的一种势力。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王安石的理财观念也逐步形成。他认为正确的“生财之道”是“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主张通过发展生产，向大自然要财富。政府的理财官员不能与百姓争利，更不能与直接生产者争利，而要把注意力放在自然界的财源上，动员天下人去开发它，否则这一财源便将为豪强兼并人家所窃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之道”，也是他在熙宁年间厉行变法时奉守的一个原则。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王安石丧满服除。英宗数次招他赴阙任职，他都因病推辞了，继续住在江宁，开始收徒讲学。英宗在位不满四年就驾崩了，其子赵顼以十九岁的弱冠之年即位，是为宋神宗。当神宗还是太子的时候，记室参军韩维经常向他称道王安石的学问和为人，他印象深刻。神宗继位不到三个月，就起用王安石知江宁府。同年九月，又改命他为翰林学士侍讲，调回开封。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越次入对，与神宗进行了一次长谈。接着就奏进《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对宋朝建国百年来的政治、军事、税赋与理财、农业生产等情况，全都作了陈述；针对无处不在的那种因循、疲沓、苟且度日的委靡气局，王安石提出批评意见，希望协助神宗进行改革，借以富国强兵。这一番言论打动了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第二年又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时他已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士大夫们大都以为只要王安石登台执政，“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

王安石主张，为了改变国贫的局面，必须采取“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理财方针。一方面“摧制兼并”，把大商人、官僚、地主的部分剥削收入收归朝廷；另一方面扶植“农民”（中下层地主阶级和自耕农），减轻差役，兴修农田水利，发展生产，预防农民起义的爆发。为此，他建立了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后来条例司撤销，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吕惠卿、曾布等人参与草拟新法，陆续制订了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免行、方田均税、将兵、保甲、保马等“新法”。各路设提举常平官，督促州县推行新法。这些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人；调整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并发展农业生产；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整顿军队，加强战斗力。此外，王安石等变法派还改革科举制，整顿各级学校；又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在西北边防线上对西夏展开了攻势。

新法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王安石则用“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之说回应。他认为水旱、地震、彗星等的出现是自然现象，不足为怪，只要“益修人事以应天灾”，则不足多虑。至于以天文附会人事，更不足信。他说，祖宗之法在祖宗时代也许合理，但时代已经不同，今天仍要实行就未必正确。若有人认为一法“可行万世”，那人就是“非愚则诬”。他不顾种种诽谤与攻击，毅然实施新法。

但是由于全国天灾不断，新法实施过程中又出现了种种问题，神宗实行新法的决心产生动摇。熙宁七年（1074），北方大旱，反对派趁机猛烈攻击新法，就连两宫皇太后也向神宗哭诉“安石乱天下”。一名叫郑侠的官员上呈流民图，图中景象惨不忍睹，神宗因此感到极大震撼，第二天就下令暂罢青苗、方田、免役等十八项法令。尽管这些法令不久之后得到恢复，但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已经出现了意见分歧。四月，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出知江宁府。

第二年二月，神宗再次召王安石入朝拜相。但此时的局面更加复杂。先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吕惠卿为了铺平自己的升迁道路，用各种手段打击和诬陷王安石。而由于思想境界和战略设想的差距，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也日益疏远。熙宁九年六月，王安石的独子王雱英年早逝，他感到心力交瘁，坚决要求辞职，于同年十月再度罢相，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的身份出判江宁府。熙宁十年十月，王安石辞去所有实际职务，开始退居林下的生活。王安石引退之后，神宗继续勉力维持新政局面。

王安石回到金陵后，过了十年闲适的退隐生活。他仍然关心新法，写诗歌颂变法的成效，如《歌元丰五首》、《元丰行示德逢》、《后元丰行》等诗篇。他还利用这段闲暇时间完成了一部文字训诂方面的著作《字说》。元丰元年（1078），他在江宁府城东门到钟山的半道上的白塘，也就是谢公墩的原址上，为自己建造住宅，取名“半山园”。虽然房屋简陋，而且不设垣墙，四无人家，但是王安石很欣赏这种荒野自然之趣。他饶有兴致地引水叠桥，吟咏流连其中。

王安石钟情山水，喜欢寻幽探胜，访友论文。他早年就嗜读佛书，曾结交许多高僧大德，与蒋山觉海禅师的交情很深。退居江宁之后，他潜心佛学，对佛家经典研究得很透彻，注解佛经成为他一项重要学术活动。钟山山麓的古刹名寺如定林寺、悟真院也都成了他流连忘返，论法谈禅的地方。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王荆公不爱静坐，非卧即行。晚卜居钟山谢公墩，畜一驴，每食罢，必日一至钟山，纵步山间，倦则即定林（寺院名）而睡，往往至日昃乃归。”一次好友来访，正好王安石已经出门了，问下人他去了哪里，下人回答：“如果牵驴的在驴的前面，听牵驴的；要是驴在牵驴的前面，就听驴的。”可见其悠游之态。王安石出行都带着书籍，随时阅读。想停就招呼牵驴的停下，或坐松石下，或憩于田野耕凿之家，倦则卧，晚则归王安石桂枝香，一切任之自然。

精微而富于哲思的禅宗思想抚平了王安石刚强执拗的个性，也把他的诗歌创作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他终究是一个入世的政治家，生活的散淡闲适并没有冲淡他内心对新法成败的关注。元丰八年春天，宋神宗因为对西夏战事的失利而郁闷于怀，英年早逝。十岁的赵煦继位为宋哲宗，神宗的母亲高氏以太皇太后身份处理军国大事。高太后起用在守旧派中享有声誉的司马光为宰相，在他主持下尽废新法。王安石此时忧心如焚，“每日只在书院中读书，时时以手抚床而叹，人莫测其意”。当他得知免役法也要废罢时，愕然失声道：“亦罢至此乎？”，病体虚弱的王安石经受不住从朝中传来的种种消息，元祐元年（1086）四月初六，这位六十六岁的老人便与世长辞了。

王安石学问渊博，博学强记，凡书“读一过则成诵在口，终生不忘”。而且他兴趣广泛，“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他思维敏捷，“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措意，文成，观者皆服其精妙”；而且“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人莫能诎”。王安石不光是诗文出众、擅长雄辩，而且在学术上也有重大建树。他在读儒家经典时，不拘守两汉以来的诸儒传注，而以独立不惑的精神，勇于发掘《诗经》、《尚书》、《周易》、《周礼》等经典的原始意义，敢于“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其学术体系蔚为大观，号为“荆公新学”，在两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王安石是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长篇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其中以论说文的成就最为突出，立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清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他的政论文组织严密，析理精微，向皇帝陈述政见的奏议措词大胆切直而又很有分寸，语气诚敬而又富于鼓动性。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体大思精，近人梁启超以为是“秦汉以后第一大文”，惟贾谊《陈政事疏》“稍足方之”。再有就是针砭现实的杂文和人物论、史评等小品，大多短小精悍，逻辑性很强，巧于设喻，笔锋锐利，寄慨深远。《读〈孟尝君传〉》全文不足百字，而抑扬吞吐，胜意迭出，尤为短文中的杰作。

记叙文在王安石的散文中也占有较大比重。人物传记如《先大夫述》，运用朴实的语言记叙其父王益居官清廉正直的事迹，着墨不多，而给人的印象较为鲜明。他的记叙散文不重写景状物、铺陈点染，而属意于借端说理、载道见志。《伤仲永》写仲永因后天不学，终于由神童沦为常人的可悲经历，申述劝学之旨。游记如《游褒禅山记》，记游、说理结合得紧密自然，可谓“深情高致，穷工极妙”（清《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八引李光地语）。

王安石的诗歌创作也具有长于议论的特点，但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诗人的内心都更为丰富、更为形象，成就超过了其散文。在漫长的创作历程中，他的诗风也屡次变迁，正如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所指出的：“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如‘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又‘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平治险秽非无力，润泽焦枯是有材’之类，皆直道其胸中事。后为群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虽工拙有定限，然亦必视初壮，虽此公，方其未至时，亦不能力强而遽至也。”

依照这个观点，王安石现存的一千五百多首诗歌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在三十六岁任群牧司判官之前，其诗尚意气，少含蓄，题材上以政治诗为主，属于前期的创作。这些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关注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如《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则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压榨、流离失所的悲惨遭遇。

从嘉祐元年三十六岁到熙宁九年五十六岁，是王安石诗歌创作的中期。他任群牧司判官和三司度支判官时，曾借读同僚宋敏求（次道）家藏的唐人诗集，于嘉祐五年编成《唐百家诗选》。亲操选政开阔了他的视野，他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在艺术上渐趋成熟，逐渐形成了自己雄直峭劲而又壮丽超逸的风格。这一时期他的创作题材广泛，除政治诗以外，咏史怀古、抒怀感旧和酬答赠别等诗作的比重大大增加。他的古体诗学习杜甫的沉郁顿挫，也吸取韩愈诗歌健拔雄奇、多用议论的特色，具有劲峭雄直之气，但在波折开阖中也不失平易自然，比较著名的如《桃源行》、《明妃曲》、《杜甫画像》等。对王安石律诗创作影响最大的是杜甫和李商隐。他认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刻意学习他们格律精严、工丽典雅的风格和谋篇布局、启承开阖的技巧。他的名作如《思王逢原》、《示长安君》、《金陵怀古》等，用字工稳，对偶贴切，用事使典、饰辞属对无不得心应手，各臻其妙。他的绝句也能以尺幅千里的手法，将千古的得失和是非纳入短短的二十余字中，意见鲜明，议论横生，善于翻案，淋漓尽致地表达出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批判精神，《赐也》、《商鞅》、《贾生》等是其中的代表。

晚年退居江宁至逝世，是王安石创作的第三个时期。这十年间他流连山水，学佛谈禅，平静的生活和心境，使他作品的内容和风格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花了很大心血精研艺术技巧，语言运用更加精湛圆熟；再加上丰富人生阅历的洗礼和禅理禅趣的影响，他的诗歌艺术进入了一个深婉华妙的境界。相对于他的前期创作而言，这是一个大突破和大飞跃的时期。他这一时期的创作被称为“半山体”，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宋黄庭坚说“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觉沆瀣生牙颊间”。叶梦得也认为，“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这个时期王安石诗作的风格特点可概括为意境空灵，闲淡清丽，深婉含蓄，意韵幽远。《南浦》、《染云》、《书湖阴先生壁》、《江上》、《北山》等，都是古今公认的佳作。虽然他晚期的诗作多取幽静脱尘、悠然旷逸的意境，但有时也未能忘情世事，写出一些曲折言志的作品。像《北陂杏花》最后两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清人陈衍就以为“恰是自己身分”（《宋诗精华录》评语）。正如清代吴之振所言，“安石遗情世外，其悲壮即寓闲淡之中”（《宋诗钞·临川诗钞序》）。

总的来说，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在扫清晚唐影响、开创宋诗局面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正如他评张籍乐府诗的名言“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他的创作也包含着自己的甘苦，给后世诗人以深刻启发。黄庭坚、杨万里等都受到他的影响。但他有时爱炼涩拙之句，押逼仄之韵，用冷僻之典，喜欢集古人成句填词做诗，也开启了江西诗派追求险韵硬语等形式技巧的风气。

王安石的词作数量不多，但成就较高，正如刘熙载《艺概》所论，“王半山词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如《千秋岁引》（别馆寒砧）“意致清迥”（《蓼园词选》），《桂枝香·金陵怀古》堪“颉颃清真、稼轩”（《艺蘅馆词选》），都是不可多得的名篇。

王安石的诗文，宋徽宗时由薛昂等人编纂成集，但早已散佚。现在传世的有两种，一种是《临川先生文集》，即临川本；另一种是南宋龙舒刻本《王文公文集》。两种文集都是一百卷，但篇目、编次不同。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临川先生文集》，以临川本为底本，参校其他各善本而成，是目前较完善的王安石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