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新冠肺炎发生在没有智能手机的80年代，那么新冠就不会成为肆虐全球的大瘟疫。可能也就是一个小小的病毒感冒而已，或者一场普通的瘟疫。就算没有“大数据”“流调”也不会造成大规模感染，病毒传播的距离是由载体的速度决定。

80年代交通设施和交通工具非常落后，只有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和省会城市才有机场，火车站，汽车站。三四线城市出行基本上还是自行车，三轮车，农用拖拉机，运输汽车……在80年代一般老百姓都没有见过飞机，除了军务，公干，普通人很难接触航空出行，国际航班那更是遥不可及。直到90年代，先富起来的家庭才享受到航空出行的服务。80年代的绿皮火车一般老百姓也不是都有机会乘坐，汽车站也是如此。广大的农村地区更不用说，交通环境异常艰难。很多农村人一辈子都没去过县城，出了村子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

没有规模的流动人口，新冠病毒也就会大大降低传播的速度和途径。2003年的非典比新冠病毒更凶猛，也只在广州，北京，天津等一些大城市爆发。除了京津冀，珠三角，非典疫情并没有在其他地区造成传播，得益于当时的交通环境。2003年对比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应该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如此，非典的传播途径依然单一，且范围较小。没有人员的流动，任何病毒都不可能对社会造成伤害。

由于非典对北京冲击特别大，当时的“流调”“大数据”迫在眉睫。却没有一个部门敢于承接这样艰巨的任务，因为专业的“流调”团队在中国从未有过。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有着33年军龄的部队转业干部，北京海淀区人防办主任康建民临危受命。迅速组建了一支两百多人的“流调”团队，全部是部队转业精英。分成先锋队，侦查队，主力军，智囊团，把“流调”当成战场。两百多人全副武装，隔离服，护目镜，口罩，手套，随身携带消杀用品，直接面对非典患者进行“流调”。

长达八个月的“抗击非典”，为我国现代医疗，传染病学，流调专业，防疫科学，社会卫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高速发展。尤其是现在我国的“大数据”防疫应用领先全球，进来出去的任何一个人，一件物品每分每秒都在上传实时防疫数据。当然，这些全都得益于我国领先全球的经济技术，科学管理，现代建设。虽然这些“大数据”应用在上世纪80年代相当于天方夜谭，但是80年代的上海曾经爆发过一场震惊世界的“甲肝事件”。1988年1月下旬，上海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发热，呕吐症状。直到3月份累计35万人传染甲肝，上海顿时成了暴风眼。

上海政府临危不惧，誓要速战速决。疫情源头查明后立刻就在全市禁止毛蚶售卖，禁食毛蚶，收缴销毁所有市面上的毛蚶。彻底从根源上杜绝了甲肝的传染途径。所有学校，工厂停课，停业，征收学校宿舍，工厂车间作为临时床位医疗点。除水电煤气，民生保障，公共服务单位人员上班，市民全部居家隔离。电视，广播，报纸，社区24小时宣传如何隔离，如何预防，如何就医。两个月后上海甲肝疫情彻底被扑灭，这次抗疫的成功让上海市民学会了各种良好的卫生习惯。也彰显了上海的应急水平，管理能力。

总结：从1988年上海“甲肝事件”中可想而知，就算没有人工智能，没有大数据，没有先进技术。但是人人都有勇于面对灾难的责任感，敢于战胜困难的凝聚力。只要大家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无论瘟疫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将被消灭。

非典咋办的，反正我们村是全部封锁，留一个出入口，24小时值班，动员村里的人，背着药桶，二两个小时一消毒。回村的全部拉到菜地边，去看菜园子了。没有大数据有负责人的政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