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怡敏（Betty）是哈佛大学教育学院2020年教育神经科学(MBE)新生，专注神经医学影像、情感计算和多模态机器学习在神经发展障碍疾病的应用。她本科毕业于卡耐基梅隆大学 (CMU)，研究生毕业于杜克大学（Duke）。理工科背景+tech-MBA,也是CMU的创新学者。同时，Betty在美东、硅谷和中国都有丰富的创业、创投、孵化器管理和产品经历。2018年Betty获评在美30岁以下30位华人精英。此外，Betty是哈佛中国教育论坛的联合主席，将在2021年2.19-2.21和4.9-11为大家带来企业招聘展会暨校友交流会和年度论坛盛典。

内容亮点：

- 成长经历中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地方？

- 不同的学习，工作和创业经验中，

有哪些收获？

- 如何打破标签，重新定义自己？

过去

01.

首先可以和我们分享下你的成长经历和家里的教育方式吗？

Betty:我父母用的是一种相对比较西方的教育方式，一直在培养我的独立思考能力。从小到大我基本没有被当做过一个孩子，从6岁的时候开始就加入了家里的决议；比如说家里的采购需求，都会以家庭成员为单位，三个人来进行投票，互相去发表一些意见。除此以外，也因为父母这种“放养式”教育理念，他们也不会给我报课外班或要求我去学什么，而是在我提出任何想法时给予支持。

小学时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玩四驱车，父母很支持。但他们会指出花的钱要靠自己去赚。为了支撑爱好，我从那时起开始观察身边的潜在机会，有什么未被满足的需求是我可以去创造价值同时获得财务回报的？现在回过头来看才意识到，对市场的理解和对用户需求的洞察不就是作为创业者和产品经理最需要的能力之一吗？

此外，一年级开始，父母就要求我记账，精准到每一笔支出收入都要记在账本上。那个时候我特别不喜欢去做，长大后我明白了这是对我财务管理意识的培养。

原生家庭的教育方式让我意识到我需要去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没有一个人会为我安排好一切甚至是为我兜底。相较于忙着给孩子买学区房和瞻前顾后的家长，我父母说：“小升初你想去哪儿就凭本事自己考，学区房是没有的。” 我小学在一个特别差的学校，当时成绩也不是很理想。但当觉得自己玩够了是时候好好学习并有清晰的升学目标后，用了半年的时间，拿下了深圳最顶尖中学全市招考90个录取名额的offer, 成功进到梦校。

02.

如何考进全美Top 15的高中，在那里就读是个怎样的体验？

Betty：说实话是很不好的体验，但也是人生非常宝贵的经历。

带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愿景和那颗想要改变现有社会现象的心，我选择放弃直升实验高中的机会，挑战更不确定的美高申请之路。但美高申请比想象中的艰难太多，每年大中华地区一两万个来自一线城市最顶尖学校的尖子生竞争，而学校通常只录1~3个。标准测试的要求高于研究生申请，文书难度与top高校相当，还有一轮轮的面试。我其实是一个不擅长考试的人，当时所有成绩都是below 。最后可能学校是在面试环节被我的情怀和理想打动了，就录取了我。

我到了美高才知道什么是应试教育，不是在考试就是在准备考试，与大家想象中的美国高中相差甚远。与国内不同的是，美高跟大学一样是算GPA的，所以每天的quiz， due，class 全都是计入总成绩。这个压力是持续性的。学术的难度也远高于想象，我们从9年级，相当于国内初三，就开始用大学的教材，考试标准，授课速度来学习大学的课程。除了学术以外，我们每天还要参加2小时的体育竞技训练，每周出去打比赛，还有科研，实习，义工等多方面的要求。因此我高中的几年生活基本上每天凌晨5点起来读书刷题，还好不孤单，这些来自贵族阶层的白人的同学也与我一样苦逼。毕竟他们压力也挺大的，整个家族都是哈佛毕业的，觉得要是自己要是没有去哈佛会给家族丢脸‍♀️ （小藤：打扰了）

03.

是如何顶着压力跳级进的CMU（ Melon ）？在CMU的学习对你有什么影响？

Betty：我从九年级开始就想拿年级第一，因为如果拿第一的话，名字会被刻在木板上，木板会永远被挂在学校，然后开学典礼的时候，会有校长为你颁奖。这样子全学校的老师都会听到，或者说至少校长他必须要学会怎么去读中国人的名字。我希望在这样一个白人权贵阶级的环境里，中国人可以被看到，可以被记住。但是日夜的努力让我如愿拿了一个又一个所谓的第一，却并没有赢得尊重。

世界宗教课上拿到的中国地图西藏竟是被划出去的，环境科学课上老师说全球变暖都是因为中国，文学课的paper是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批判，经济学课上作业是给你们州州长写信关于如何应对中国贸易作假，社会学课上每天读的报纸头版头条一定有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老师指着我，班里唯一的中国学生，问 “Betty what do you think?”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每一次我都会据理力争的和老师辩论，换来的是同学的茫然和老师蔑视的眼神。我被霸凌过，被种族歧视过。我可以用爱和耐心来面对针对我个人的辱骂，但如果是针对我的国家和民族，不好意思，这是我最后的底线。

当时我就想提前去读大学，毕竟最难的课也都上了，最好的成绩也拿了，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也做了科研，在美国大公司也做了实习。但是学校认为跳级提前读大学是破坏了传统，还打了他们的脸。所以每天用不一样的说辞想要阻止我，当他们意识到没有办法去阻止后，会抛出一些不合适的话，例如校领导和我说“Betty Xie 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是吧？我告诉你在美国读大学不但要满足学术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要人格健全，你人格健全吗？” 连我的也和我说:“Betty你觉得你很特别是吗？你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之后的每一天我去食堂吃饭或者说去哪上课，都会有老师路过就直接问“Betty, what if you don't get into any ？”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应该传递给青少年的，这坚定了我要离开的心，也是我之后为什么格外关注青少年教育。12到18岁是一个人思维，性格，人格，价值观等养成的关键阶段，也是最容易出现身心问题的阶段。青少年需要的是善意的引导考上哈佛什么概念，爱，理解和支持。

美国大学申请和我们这类高中是直接绑定的，推荐信必须来源于学校，大学的招生主管也会直接和高中沟通学生录取。在学校的处处为难和负支持下，我的申请非常被动。幸运的是在我十一年级的时候，CMU和NYU跟我说， Betty你直接来，we you。当时因为我想读，所以就选了CMU。多年后越来越觉得，这是我人生做的最好的决定之一。我在CMU找到了归属感，发现了自己的, 也结交了一群life-long . CMU有一句话是说 is weird here. is weird in his or her own way。然后我觉得真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奇怪的点，大家都很包容。CMU读书非常苦，之前网上有传什么哈佛凌晨4点的图书馆照片，就好多人站出来说那是cmu的，不是哈佛。作为一个理工科的学校，像CS这种课，每一周可能写个作业就要十几二十个小时，然后跑个代码跑出来可能都要跑个半天。大多数学生都会至少上五到七门课，甚至更多。大家都很，但是和高中不同的是，CMU是个非常的，大家一起。

在CMU大家都 smart，就真的有太多天才。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完成了从学霸到学渣的转变，也完成了从书呆子到冒险家的转变。当大家在读书的时候，我就在探索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04.

你都做过哪些不同的探索和尝试？他们对你的启发是什么？

Betty：作为创业者经历过不同类型的，例如: Non- , , 与国内三家上市公司董事长一同创办产业应用驱动的人工智能研究院等。作为投资人，曾在硅谷任一家美元基金任职投资合伙人。同时，也在担任杜克大学创新创业中心孵化器的执行董事。作为产品经理，给美国国防部陆军特种部队做过特种兵训练和教育的Multi-modal (MMLA)产品。

回国后，任职于腾讯产培生项目，做计算广告领域的数据产品。同时也做过成人通识教育，青少年创客营，家庭教育等多个教育项目。此外，在本科期间，在麦肯锡和广发投行分别做过咨询和IBD的实习。在高中期间在宾大生物医药实验室做和在做生物检测实习。

每一次尝试不一定能告诉你适合的是什么，但一定能帮你排除错误选项。越早试错，机会成本越低。同时我认为，任何一个物体都是有n个面的，但因为我们自身专业背景和经历的局限，往往只能看到其中两三个面。但当我们有交叉学科的背景和跨领域的经验时，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层次。思考事情的维度将不再单一，世界也因此变得更丰富多彩。人生不是计划出来的，只要是怀揣初心，坚定的朝着长远目标，每一个看似没有关联的点都会连成一条线，成为你之后道路的基石。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勇于尝试和犯错，the !

05.

可以分享下你作为创业者、投资人和产品经理这些角色中的收获和感想吗？或有什么给大家的建议？

Betty：

1. 创业前先审视自己对“创业”二字的理解。

创业在我眼里是很神圣的字。它是 , 是value , 是 lives. 创业是当你和你的团队切实找到痛点，验证完了市场和用户需求，并且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你的商业模式可以是2C，2B，2G，但请不要是2VC. 不要喊着改变世界，先去改善一些人的生活。在做风险投资人时，看了很多2VC的项目，他们不是创业者而是创业爱好者。创业途中所会经历的黑暗会比想象中的还多n倍，没有真正热忱的人很快就会放弃，那大可不必在承担高风险的同时耽误自己和他人的时间。

2. - Fit

不怕做不出产品，怕的是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和资源做出一个没人需要没人愿意买单的产品。不论创业者还是产品经历，切勿那种“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的自high. 从Day 0 开始去做用户访谈和市场调研，一个公司停止做用户访谈的时候是它关门的时候。

3. Lean Model

从到产品推向市场，都应该在每一个阶段用MVP快速试错（获取市场反馈）并不断. 如果等万事俱全才推向市场，任何再需要改动的都需要承担极高的成本。做一个最小可行性产品，它都不一定需要是产品原型，任何可以与用户/客户/市场 验证你假设的东西。根据反馈，不断快速迭代。

4.早期投资人不单单是财务投资人

与PE不同，早期投资人是需要陪着初创项目一起成长的。你提供的应该不单单是投资款，还需要为他们尽力搭接所需资源和在需要时提出建设性建议。因此理想情况下，早期投资人也应该是个有经验的创业者。这里用的是有经验而非成功因为我不希望定义什么是创业成功，但有经验意味着自己至少经历过从0到1到再到exit。

06.

一路走来你是怎么看待贴在你身上的不同标签的呢？比如“工作狂”，“女性创业者。。”？这里我不知道有什么标签。

Betty:标签如果是用来贴的，那同时也是用来被打破的。

高中时，上了最难的课持续保持年级第一的gpa, 但我不想被定义说是一个只会学习很nerdy的 Asian ，只会学习运动就不行。不，我其实可以游泳，有国家二级的的水平。我在美国高中时游泳是校队的，我的高中游泳队在新英格兰地区七年连贯第一。还有一些标签就是“你是一个中国人，你数学一定很好，文科就不是很好”。其实我的文学，写作和美国历史成绩在顶尖美高里也时常拿第一，所以你是可以选择用实际行动来打破标签的。

包括作为一个中国女性，在美国作为一个少数族裔，作为中美投资人，外加年纪又特别小，都可能会被贴上标签或者受到一些。但我承认十八岁开始创业，做创投或做学生会和论坛，年纪小懂得没别人多沉淀没别人多，那就比别人更努力就完了，终究大家是凭实力说话的。但不管在哪一个年龄阶段都保持很重要。同时不要去把自己局限死，相信自己有无限的可能。

所以我想说，标签在这里应该是个中性词而非贬义词。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出几十上百个词来描述自己的某些特质。问题出在当我们仅仅用几个词来定义自己是谁的时候，我们容易失去全局性思维，并逐渐在潜意识里默认自己就是那几个词定义的样子。举个例子，我经常被说是工作狂。那这个时候我有两种理解的方式：1. 我就是工作狂，工作狂就是我 2. 我是个工作起来会很投入的人并会用大量的时间去工作，因为我热爱我所做的事情。这两者的区别很明显。前者顺适进入了思维的圈套，用一个没有情景的词局限了自己。后者在描述一个具体情景下自己的某些特质。

上面我用的都是主动语态: “当我们用几个字词来定义自己...” 而非被动语态 “当我们被xxx定义”。因为我认为主动权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如果这个标签只是外界抛向你的，但你完全不认同，那你不接就是了。那些你认为被贴的很牢的标签也是你主观（哪怕是潜意识里）认同了的标签。如果不喜欢，那就去打破他们，如果发现很难打破，那就问自己这些标签带给我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会被它们牢牢吸住？（其实这个问题背后是：为什么我会牢牢抓住他们？）打破他们我需要面对自己什么样的不安全感？

现在

07.

是什么原因想要继续深造再读一个教育硕士？

Betty:我是一个使命感和责任感驱动的人，又有些愤青。当看到社会的种种现象如精神文明在物质文明飞速发展下的缺失，教育资源的严重不平等分配，弱势群体的忽视，随波逐流的人群，我忍不住有想要去努力改变的冲动，哪怕是努力数十年只为尽一份微薄之力。我觉得我生在这样的家庭，有这样好的教育资源是我的幸运，但这也意味着这是我的责任在将来去回馈这个社会，去帮助更多的孩子获取到优质的教育机会。

此外我认为教育不单单是知识技能的学习，还有人格的塑造，价值体系的建立和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等底层能力的培养。当然还有最重要的，爱与被爱的能力。小学开始，我留意到身边的人大部分都在循规蹈矩的一天天过着，却从未思考过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存在的意义或追寻过自己的. 小学要读书写作业是因为不然会被妈妈骂，初中学习是为了中考，高中学习是为了高考，接着读个好大学找份好工作结婚生子。

如果浑浑噩噩地过完一生我会觉得很可惜。你热爱的东西是什么？你在追寻的是什么？一个有你的世界和一个没你的世界有什么不一样？没有所谓成功失败高低贵贱的定义，人生本也没有意义，意义是自己赋予的。但我们只来一趟，我希望过的有热情，有憧憬，有自己追寻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做教育的原因，我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发动机，都有个小火苗，但需要我们去点燃它。

以上两点便是我11岁在QQ签名写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时的所思所想，也是支撑我之后十几年历经各种磨练和风雨不放弃的源动力及信念。所以在哈佛继续深造读教育学方向的硕士不意外，后面的一切都在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为这个孩子一直来的教育梦做积累。回过头看，看似杂乱无章的点是会串联成线的，因为有很清晰的理想和不变的初心。少年强则国强，出去，就是为了回来。学习西方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也好，科学技术也好，商业创新也好，都是为了回到自己祖国时，可以为中国教育事业多尽一分力。

08.

为什么选择了发展认知神经科学这个方向？

Betty:人类最不了解的是自己，最未知的领域是自己的大脑。我渴望探索从神经科学的角度，不同人是怎么形成不同思想的，怎么学习的，性格和特质是怎么塑成的，如何掌控自己的意识，管控自己的动物面，内驱力是如何形成的。了解这些，会让我们对教育有新的认知，会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因材施教，会使我们明白社会-情绪学习( )的机理，会对我们引导孩子自主思考和找寻有理论和方法上的支撑。

此外，全球每40秒就有一个人自杀，每一个成功自杀的人对应着有20个在尝试自杀。大部分精神疾病患者选择自杀不是因为不热爱生命，而是太过于痛苦。精神疾病不是我们说的脆弱，不坚强或心情不好，而是和感冒发烧肺炎一样对应有生理上的病发，需要及时介入治疗。此外，大部分常见精神疾病的诱因或病发都出现在童年和青少年阶段。我希望可以站在人工智能技术，脑神经科学，商业产品和教育的交叉，去为精神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出一份力。我希望可以站在人工智能技术，脑神经科学，和商业产品的交叉，去为精神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出一份力。

未来

09.

是什么驱动着你不断前行？你觉得你的求知欲和动力来自哪里？

Betty:对教育的使命感，对世界的好奇心，对可以回馈社会的期待。心里有火，眼里有光。

10.

最后一个问题是，你对未来有什么期许？

Betty:全球目前大约有 10 亿人口患有脑疾病，如阿尔兹海默症、脑卒中、帕金森、癫痫和小儿自闭等，脑疾病占全球所有疾病负担的 28%。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考上哈佛什么概念，脑疾病可能对未来的中国家庭和社会造成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职场人群成为心理、精神问题的高发人群。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有超过5400万人患有抑郁症，脑疾病已成为难以回避的社会问题。

脑疾病领域的研究和应用一直很缓慢的一个原因是它个体的差异性。每一个个体病发的原因，症状，对应生理特征和脑功能图谱都是不一样的。不同人大脑的各功能区在大小、地理位置、形状状态上都有显著的差异。药物治疗对个体的有效性差别也很大。一个药对A有用，但对B可能有很强的副作用。相较于其他疾病，当下抑郁症，焦虑症等常见精神疾病的诊断几乎完全依赖于self . 医生口头问你感觉怎么样和做几十页的选择题，这些虽然可以帮我们对患者有一个粗略整体的了解，但仅仅依次去做诊断是缺乏科学严谨性的。随着医学和科技的发展，如今神经医学影像已经可以清晰的让我们到不同患者脑区的变化。加上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助力，我们可以去除影像中的噪音和训练模型去辅助医生做更科学严谨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基于对大脑机制的理解，我希望可以应用前沿脑科学技术去为改变千万脑疾病患者的命运和改善他们的生活出一份力。

和哈佛小伙伴在三亚团建

此外，我也很荣幸当选20-21年哈佛中国教育论坛的联合主席。四月 9-11日，第 12 届哈佛中国教育论坛将用科技连接全球，线上实时直播为期三天的峰会。经历多变的 2020 年，面对多种机遇与挑战，我们将通过论坛主题“拥抱 巨变:展望未来教育”，在 K-12、STEAM、高等教育、教育公平、家庭教育、心理健康、 身份认知及发展等多个细分领域进行不同形式的深度对话。此外，今年论坛还将开展教育创新创业大赛、企业招聘展会、校友交流会、教育公益行动、教育纪录片首映等四大特别活动。企业招聘展会暨校友交流会将在2月19-21日举行，届时会有企业集体宣讲会、企业专场和10个来自不同教育领域杰出校友来分享的迷你分论坛。欢迎对中国教育感兴趣的每一个人参与我们第12届哈佛中国教育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