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理工程师学习看书的顺序与进度?
2021-06-13
更新时间:2022-04-22 09:10:12作者:佚名
书评:人类学人类学专业,告诉你“人之所以为人”的学问
“人类学”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若即若离的名词——也许不少人都或多或少地听说过一些,但究竟人类学所指为何,大多数都说不出个所以然,甚至对它没有起码的概念。
人类学离我们并不算远,无论你在哪个领域,都能找到人类学的影子,只是你没有注意而已。著名民主人士费孝通先生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杰出的人类学家之一。著名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曾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学位。如果这些你还不太熟悉,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你应该知道吧?你可知它本身就体现了鲜明的人类学田野考察的特点?如果你说上述事物还无法让你系统地了解当今世界人类学的发展情况,那么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复旦—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也许能帮上你的忙。
中国人类学的优良传统
其实,中国人研究人类学,算算也有80年的历史了。1926年,蔡元培写了《说民族学》一文,可以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人类学作品,而其所说的“民族学”实际上就是指人类学。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类学均冠以“民族学”的名义,加上中国少数民族众多的特点,中国人类学一直以少数民族研究为传统,中国有关人类学的翻译作品,也常常出现“民族学”的字眼。李济、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诸先生,为中国人类学的诞生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复旦—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的主编之一、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潘天舒认为,中国早期的人类学发展曾经和世界人类学发展同步,只是当代的人类学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接触到世界最前沿的学术成果,弥补这个遗憾,正是这套丛书出版的初衷。潘天舒认为,长时间以来,由于翻译上的差异以及人类学研究的某些狭隘化倾向,再加上国际人类学研究语境的改变,造成了国人对人类学的种种误解。在中国普遍存在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的混用,也造成了国际交流的种种困难。“中国民族学研究的成果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把民族学同人类学等同起来就比较狭隘了,人类学也不是单纯基于进化论的研究。”潘天舒说。
建国以前,我国人类学研究者同世界的交流有着优良的传统,费孝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在国内师从于吴文藻,吴老先生是国内最早用中文教授人类学的学者;后来费孝通留学英国,又得到人类学泰斗、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被马氏称为人类学科研中的一座里程碑,更可贵的是,像其师吴文藻一样,费孝通也致力于人类学的本土化,他通过大量散文、随笔,将艰深的人类学理论以浅近的语言介绍给中国读者。
但是,中国人类学的世界级研究成果,似乎也就停留在了费孝通时代。潘天舒认为,其症结在于国际间交流的欠缺,中国学界的当务之急就是重现与国际接轨的人类学研究传统。中国现有的人类学译著已经无法代表40年来国际人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而这些成果中的许多都是具有革命性的。在著作翻译工作中,系统介绍人类学的丛书并不多,更多的人类学著作是同其他学科的著作共同结集出版的。这次“复旦—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的出版构想是,除了已经出版的一辑3本之外,希望每个季度都会有新书出来,让这套丛书从规模上有保证。在出版的3本书中,《兄弟并不平等》成书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邻里东京》成书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只有《道德的重量》成书于新世纪。但即使这样,这些成果也是中国读者没有接触过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类学国际交流的匮乏。
纵览30年人类学发展脉络
第一辑3本书的构成,客观上可以使读者纵览30年来国际人类学发展的脉络,潘天舒笑称这是一个当初没有想到的效果。本来,第一辑预备出版6部作品,但因为翻译进度等因素,最先问世的只有3本。然而,这3本书所收获的“意想不到”又何止于此?
翻看这3本书,不难发现,它们都与亚洲,或者说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兄弟并不平等》来源于女人类学家华如璧对于香港新街一座村庄的实地考察人类学专业,《邻里东京》是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现任系主任贝斯特根据其对日本特有社区单位“町”的考察所写,而哈佛人类学系前系主任,本丛书总序的作者凯博文的《道德的重量》中,不仅涉及了中国人的故事,而且,凯博文多年来调查研究的足迹也遍布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各地。
潘天舒特别介绍了《兄弟并不平等》这本书。它的作者华如璧大学时代曾是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成员。她在书中展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视野,大量采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这在以往西方人类学家中是不多见的。书中的研究方法可能会使老一代中国人感到似曾相识的亲切,因为她所采用的方法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她所描绘的既不像毛泽东笔下湖南社会的阶级斗争一般你死我活,也不像费孝通笔下吴江村落那样平静和睦,而是在借鉴二者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华如璧经过田野调查后,通过嫁娶、财产分配等生活细节,从他者的角度反映了新界村落日常社会生活的面貌。
谈到《道德的重量》的时候,潘天舒谈到,这是凯博文最负盛名的著作之一,在国外非常畅销。凯博文不仅是著名的人类学家,还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医生,书中的案例均来自他多年来从事心理治疗的经历,还包括被他称为“自传”的内容。这次的简体中文译本,凯博文接受了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建议,舍弃了书中理论探讨的部分。书中的内容涉及到了“9·11”事件、“文革”、二战、宗教、艾滋病等为大众关注的话题,与另两本对特定地区社会的关注相比,独树一帜。据潘天舒介绍,该书的繁体中文版在台湾地区上市的时候,销量十分惊人,几乎成了台湾的心灵教化读物。
潘天舒说,今后丛书的出版计划是,争取每辑都会有凯博文的一本书,下一辑就准备出版他的另一部重要作品——《疾病叙述》。丛书会坚持较多案例、多调查,较少深奥的理论,在“体现教学价值、科研价值的同时,也要体现阅读价值”。另外会拣选更多贴近当今社会、贴近读者的“有意思”的选题,比如以人类学的角度研究“玩具史”,以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亚洲麦当劳的发展等等。他表示,凭借多年在美工作的关系,“稿源充足,再出版作品的成书年代不会早于《兄弟并不平等》”。
前景广阔的交叉学科
人类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哈佛一位教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在哈佛的诸多专业中,再找不到一个学科像人类学这样,要干那么多的事情,要涉及那么多学科。潘天舒说:“人类学的研究中可能会用碳14鉴定文物的年代,可能会跟踪黑猩猩部落,可能会调查华尔街的投资心理,可能会接触到印度妇女和瘾君子。”人类学的研究者也并不必都是人类学出身,潘天舒本科学的是英美文学,硕士念的是东亚研究,“我在哈佛的同学,本科是人类学的一半都不到,还有很多人是学理工的”。
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广阔,人类学是有极强应用价值的学科。前不久复旦大学就与英特尔合作,以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对中国农村的消费习惯作了广泛的调查,为其品牌实现本土化销售提供了依据。并且人类学多学科领域的涵盖面,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因为中国自古有文史哲不分、诗乐舞一体的传统。潘天舒借用美籍华裔人类学家、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前系主任张光直先生的话概括了人类学:让人知道“人之所以为人”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