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男婚女嫁后一般都会跟父母分家居住，这已成为常态，称之为成家立业。先秦时代却不是这样的，四世同堂，数代不分家才是常态。古人聚族而居，今人分家而立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商鞅变法禁止父子兄弟同居目的有三：其一、分家而立增加户口，户口多了税就多了；其二、减少宗族势力对国家治理的威胁；其三、移风易俗，增加秦国的文明程度。

战国时代国家收税不是按人来收的，而是按户来收的，也就是按户征税。如果一个家族数代不分家，几世皆同堂，那么国家的人口虽然增加了，但是户口数却没有增加。户口数不增加，那么国家的税收就少，国家税收少那么国就不会富，兵就不会强。商鞅变法后规定的法定税收是十五分之一，也就是6.67%，每户人家的收成6.67%要上交给国家，另外还有兵役、劳役等等徭役需要百姓承担。数代同堂虽然人口众多，但是交税时却按一户人家的正常收成交税，这样就会导致全民投税漏税。商鞅变法后，男女必须在归定的年龄内结婚，然后分家立户，严禁数代同堂不分家，此举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也增加了国家的税收。

先秦时代宗族的力量很强大，同一姓氏往往结寨而居，自成一体系，一村或者数村皆为一姓。这些村里的事务皆由族老管理，族老的权力很大，他们对族人有生死赏罚大权，类似于一个土皇帝。宗族的存在往往会引发大规模内斗，也就是说这些宗族为了争地、争水往往会组织全族与别族私斗，这种私斗引发了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秦人内部仇杀惨烈，每年都有数千人死于私斗。东方六国讥笑秦国愚昧莽荒，说秦人勇于私斗，怯于国战，也就是秦人私斗时不惧生死，在战场上打仗却时却喜欢做逃兵。商鞅变法后，拆大家为小家，拆宗族为国治，基层治理权收归国家，私斗者死，仇杀者斩，民事诉讼皆归国家法律决断。

最后就是为了增加秦国的文明程度，当时东方六国生产力提高后，男婚女嫁后都分家而立，城市建设得井井有条，家家户户都干干净净，经济繁荣而文化昌盛。秦国由于穷弱，几代不分家，数世皆同堂，为的是抱团取暖，因此秦国乡村萧瑟，城市肮脏无序。商鞅变法后将全国土地收归国有，然后按人口数量分给百姓人家，从而改善了秦国的经济状况。在经济条件具备后，商鞅强制各家分户，父子不得同居一室，兄弟要各立家业，聚小户为村落，聚村落为市邑，改变了秦国的乡村城市面貌。《史记.商君列传》中写道：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当时的鲁国、卫国虽然不是战国七雄，虽引领天下文明，商鞅治秦二十年，使得秦国文明程度到达鲁国的水平，确实不容易。

商鞅的目的很明确，禁止父子兄弟同宅居住，那么父子兄弟就得异地建宅居住，说得简单点，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分家，一旦分家，户数就会增加，商鞅是从法律上达到了增加户数的最终目的。

商鞅为什么要增加户数？

因为户数是秦国法治变革的基本单位，无论是收税还是服役，都以户数为基本单位，这个变革甚至影响到了今天。

商鞅变法中对于户数增加前后有两个规定，第一次是规定：两个男子及以上家庭，如果不分家的话，向国交纳的赋税要翻倍。

第二次的规定是：禁止父子兄弟同在一个居室居住。

两次规定的目的都是差不多的，就是增加秦国的户数。户数就是全国登记在册的户口数，秦汉以来的国家登记在册的全国人员名单，都是以户为单位的。比如《三国志后主传》注引王隐的《蜀记》中明确记载了，刘禅向魏国投降时，上交了蜀汉的户数等全国人口花名册，就很详细的记载了刘禅投降时蜀汉的人口数：

户数28万户，男女人口合计94万人，带甲武士十万二千人，官吏4万人。

商鞅为什么要强制用法律来分家？

因为在先秦时代，古人是没有分家的概念，一个家族的人，都是同居一个屋檐下，四世同堂、五世同堂那是常有的事，家族一大，人口一多，就非常难于管理，而且国家要征税的话，也很难准确征收，也实在难以弄清楚一个大家族到底有多少人，而且大家族大了之后，势力也大，容易引起对抗。

看看东汉三国时期的世家大族就知道了，一旦形成大家族，是多么难以管理，而且弄不好，还能与国家对抗，夺取政权等等。

而且在当时的秦国，除了有外敌，在内部也存在有矛盾的宗族私斗，也就是不同家族为了各自利益，持械战斗，这种家族间的私斗对于秦国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商鞅用法律将大家族变成一个个小家庭，私斗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

商鞅在变法时，就考虑到这个问题，就以法律的形式强制大家族必须分家，一个家庭以一个成年男子为单位，一个成年男子就会找一个成年女子成家，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小家庭，再接着生孩子，一个小家庭就会不断衍生出无数个小家族，就像细胞裂变那样，迅速增加人口和户数。

但商鞅之所以这么规定，最主要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税收。

战国时期的税收主要以土地税为主，商税为辅，毕竟当时大都是抑商重农的，土地税又包括地税、户税，先秦时期，税收是以户数为单位征收的，也就是户税，户税最早出现在齐国管仲治国时期，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开始推行户税。

户税就是以户数为单位来征收土地税，管子《山至数》中曾记载：邦布之籍，终岁十钱。意思就是国家按户数收税，一户一年向国家交税十钱。而丁税是以人头来收税的，那已经是唐宋时期了。

商鞅推行这两种关于增加户数的法律后，秦国的户数就呈直线上升，户数一多，国家征收的税收就越多，国家就越富强，而户数越多，一个个小家庭就越多，交的税一多，家庭生活就不富有，不富有就需要奋斗，就会越努力种地和打仗，终身为国家服务，这也是商鞅的目的之一。

商鞅的变法其实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和优先富裕国家，禁止父子兄弟同宅居住，就是将更多百姓的赋税收归国有，这就是典型的藏富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