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之前
母亲安妮穷困潦倒，不得已带着孩子来到地中海上一个西班牙属小岛――依比沙(Ibiza)，和她的朋友们一直住到1965年。这样也就没什么可惊讶的了，他的成长环境自然与众不同，身处母亲形形色色的朋友当中，他最早学会的是用西班牙语大声赌咒发誓。安妮则频繁地换工作，她最固定的工作就是贩卖大麻，她被强尼・诺顿(Johnny Rotten)称为“古怪的嬉皮士”。
席德八岁时母子二人回到伦敦。为了给自己和孩子找到一个栖身之地，安妮听信了朋友的话，以为假装吸毒成瘾就能被救济有房子住，结果假戏成真，自己被毒品搞得神魂颠倒，孩子也被放任得越来越野。可也就在这个时期，安妮再婚嫁给了一个牛津大学的毕业生。这个视席德如己出的好父亲在结婚的同年就去世了――如果他可以活得久一点没准会教育出一个不一样的席德，谁知道呢？
到了席德十几岁的时候，安妮再也管不了他了。他深爱音乐，崇拜大卫・鲍伊(David Bowie)和T-Rex，模仿偶像穿着夸张、女性化的衣服，行为越来越过激和古怪。Sid Vicious这个名字前半部分得自朋友约翰・莱顿(John Lydon，即强尼・诺顿)的宠物鼠(席德不喜欢这个名字)，后半部得自卢・里德(Lou Reed)的一首歌。他们两人和其他一帮人自称“约翰斯”(Johns)，经常出没于伦敦国王大道的一家时尚服装商店，店主叫马尔科姆・麦克拉伦(Malcolm McLaren)――一个嗅觉灵敏的时尚人物。当1975年麦克拉伦邀请约翰・莱顿参加他组建的“性手枪”(Sex Pistols)时，席德决定组建一个自己的乐队――“传奇之花”(The Flowers Of Romance)。虽然乐队里也出了像后来“伪装者”(Pretenders)里的克雷西・海德(Chrissie Hynde)这样的明星，可乐队本身却总浮不出水面。之后席德还参加过“苏西克斯和女妖”(Siouxsie and the Banshees)乐队，做鼓手。当“性手枪”渐渐受人关注时，他就做了“性手枪”最狂热的追随者。
这就足够了。别看他有形有款的为贝斯调音，对一个70年代英国真正的朋克来说，头脑与身体任何一个都比音乐技巧来的重要。他就是席德维瑟斯(Sid Vicious)，英国最重要的朋克乐队――sex pistols的乐手之一，他们以一种渎神的勇气强暴所有既有的规则。席德的加入，他被接受的理由是招人‘喜爱’的 性格和漂亮的长相。事实上，席德曾向“摩托头”乐队的莱密-凯尔密斯特请教如何弹贝斯，但根据莱密-凯尔密斯特讲，席德是个无可救药的学生。
四个英国青年―John Lydon, Steve Jones, Paul Cook以及Glen Matlock在六十年代末，组成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庞克乐团：『Sex Pistols性手枪』！在适逢英国经济风暴、失业狂潮的七十年代，『性手枪』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两年，却如同排山倒海的龙卷风一般席卷全英，甚而影响到全球，至今只要一提到庞克音乐/文化，马上就联想到『性手枪』。打著反叛、颠覆旗帜的庞克音乐，有些人视之为洪水猛兽；另有些人（特别是蓝领阶级及青少年）则将之奉为圭臬。『性手枪』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他们以英国社会低层的角度，狠狠地批判当权者及资产阶级；再加上原始粗糙却具生命原动力甚至有暴力倾向的表演方式，以及崇尚虚无主义、高唱无政府失序混乱状态的内容，因此虽然在当时被禁，却依然在地下形成一股势不可挡革命潮流。
在多年后的今天看来，『性手枪』最大的贡献在於把摇滚乐的批判性、原创性与独立性发扬光大并将之传承下去，带起以反叛为精神的庞克文化，造就了后世大量以独立精神的地下非主流乐团。
1977年12月，一个星期日的午夜，纽约。电视上正在播放的是对席德・维瑟斯(Sid Vicious)的访谈，节目的名字叫“我们的城市怎么了？”。席德的单曲《我的路》(My Way)被拿来作为开场白，主持人被歌曲逗得坐不下来，席德则笑得最厉害――“真他妈的不错，是不是？”。节目的形式是让观众打电话进来提问，由我们的朋克明星作答，电话铃铃铃地响个不停。第一个电话打进来，这个自称大学教授的人说：“60年代，那些摇滚明星看起来都像是畸形；70年代，这些人就像是妖怪，怎么……”席德恶狠狠地打断他的话：“挂电话吧，跟你自己说去，你这个婊子。”――这就是答案。
下一个电话来自一个文化水平没那么高的人，一上来直接就针对主持人：“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么一个节目，什么……”席德再一次抢先回答：“跟你自己说去吧，变态！”席德大声打了一个嗝，分贝足以超过协和式飞机，然后他坐回来，用手胡乱搓搓头发，对着镜头做鬼脸――席德现在终于放松了(节目开场前，电视台的人把一束俗气的假花摆在席德面前，席德试图拿掉它们。工作人员没好气地说，“是因为它们干了吗？是吗？”结果席德把它们泡在了一个大水罐里)。
这种状况持续了1个小时，观众提的都是些带侮辱性或很荒谬的问题，席德就一个个报以恶狠狠的回答。
席德的著名还不在于他自己，而在于他与女友南茜的一切。多年前的一月，他正为此无比绝望的蹲在监狱里。
1977年初，前“纽约妞”(New York Dolls)的强尼・桑德斯(Johnny Thunders)带着他的乐队来伦敦“淘金”，随队还带来了一个年轻的“骨肉皮”――南茜・劳拉・斯庞根(Nancy Laura Spungen)。南茜1958年2月27日生于费城，一出生就患有黄疸病，之后麻烦就没断过。因为她哭得太厉害，3个月大就第一次服用镇定剂；4岁的时候看了第一个精神病医生；13岁时第一次吸毒，到了15岁她被诊断为患有精神分裂症……
南茜来伦敦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和“性手枪”上床。首先她盯上了强尼・诺顿，但被他拒绝了；然后是吉他手史蒂夫・琼斯，很快也被甩了；席德是她的第三选择。没过多久，南茜和她的毒品一起就把席德搞得神魂颠倒，队友们都拿他没办法。据席德的队友回忆，在席德与南茜交往期间，南茜简直就像席德的老娘。他们的美国“灾难”之行巡演中，席德用贝斯砸了台下一个观众的脑袋；在达拉斯，他在自己的前胸划上“Gimme A Fix”(快看我)，把自己割得伤痕累累，血从他的脸和前胸一直流到他的黑牛仔裤，他揭开手臂上的绷带扔向观众，把原来的伤口弄得更深的同时露出满足的微笑；去旧金山的路上，一个卡车司机把点着的烟头摁在自己手上向他挑衅，席德就用一把刀割开自己的手，同时平静地继续吃午饭。
和南茜在一起的日子，席德的角色在绅士和野兽间来回摆荡。南茜生病时，他像保姆一样喂她吃饭，每天向她母亲汇报她的健康情况。南茜的母亲回忆，打电话时席德显得有礼貌又害羞。当他们两人访问斯庞根家族费城的家时，席德很随和，充满孩子气。可另外一些时候，席德会虐待、殴打南茜，南茜也向母亲承认身上的伤是席德造成的。
乐队解散后，1978年底，这对冲突不断却仍然相爱的情人之间，靠着毒品维持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和危险。1978年10月，在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切尔西饭店，席德被指控谋杀女友而入狱，女粉丝们穿上了印着“我还活着，她死了，我是你的”的新款t恤。
但席德的朋友曾推测这桩著名的谋杀案另有隐情，可能是毒品贩子谋财害命杀了南茜――当晚曾有两个毒品贩子进过他们的房间。且南茜曾多次试图自杀，很有可能是她自己刺激席德杀了她，以便结束自己的痛苦，并且证明他对她的爱。
1979年2月2日，时年21岁的席德因吸毒过量而死。他的母亲安妮在他的护照里发现一张字条：'我们有死亡契约，我必须守约，请把我埋在我爱的人身边，连同我的皮夹克、牛仔裤和摩托靴。再见！'
伤心欲绝的安妮发狂的给南茜的母亲打电话，问能不能把自己的儿子同她的女儿合葬，被拒绝了。可这是席德最后的心愿。于是，在他火葬后几天的一个夜晚，这位悲伤的母亲悄悄爬进宾州的 戴维王犹太公墓（king david jewish cemetery） ，把儿子的骨灰撒在了南茜坟墓的周围。
席德在题为《Nancy》的一首诗中写道：
我的小女孩，
你所有恐惧都逃不出我的双眼，
拥你入我怀带来无限欣慰，
曾吻干你的泪水，
但如今你的人已不在，
除了痛苦只剩下无尽空虚，
如果不能为你而活，
人生于我毫无意义可言。
英文版：
You were my little baby girl
And I knew all your fears
Such joy to hold you in my arms
And kiss away your tears
But now you're gone
There's only pain and nothing I can do
And I don't want to live this life
If I can't live for you
尤其是最后两句，这是 席德―维瑟斯 传诵至今为数不多的值得缅怀的经典话语。
席德死后，南茜的母亲在为女儿出的书《我不愿如此生活》(And I Don't Want to Live This Life)里写道：“(席德死了)噩梦终于结束了，我们要搬到别处住――那里的房间南茜没有住过，椅子她也没有坐过，到那时我要为我的宝贝女儿真正痛哭一场。我和她父亲要为吸毒的孩子建立一个基金，这对于南茜来说太晚了，但可以给其他类似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个希望。”她还相信席德不是凶手，“我把席德当成是一个伙伴，我认识他很久了，他一直是一个旧派的人。我对所有发生的事都不会发表看法，因为这与我和他无关，他只是被人操纵了――这才是所有的问题。席德不会杀南茜，绝对不可能。”
席德在今天已经成为了朋克精神的本质和美学标准――无政府主义、极端暴力、质疑一切、仇恨社会、毒品和性、危险的浪漫，以及自毁的艺术。
席德的自残与放浪形骸，乃至最终死去，被很多歌迷们认为是朋克精神的终极体现。可他只是时代的牺牲品。也许这种告别的游戏毫无荣耀，带给我们的，只有绝望和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