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1月18日，对我来说是一个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35年前的这一天，我逃过了那一场重庆历史上最大的空难，却让我失去了三位同事和一位同学，至今想起，依然悲伤。

1988年1月18日晚10时15分，中国西南航空公司一架伊尔18飞机，在重庆附近失事，机上108人全部遇难。

A

1988年1月18日晚上。重庆白市驿机场。

天阴沉沉的，看不见一颗星星．四周的山岭黑蓊蓊的。山间公路有汽车驰过，那车灯的光柱划破黑暗，给人以无尽的遐想。

时间在无聊中一分一秒的过去，9时，10时……

突然，西北面远处的山岗上，有红光一闪，马上便响起爆炸的巨响，接着，夜空中冲起一股烈焰，熊熊的大火映红了半边天。

不知是谁最先明白过来；糟，飞机出事了！

这时，候机大厅的大挂钟，正指在10时17分上。

B

从北京飞回重庆的222号伊尔18型客机，本来应当是下午1时30分起飞的。那天上午，这架伊尔18从重庆飞到北京后，就发现起落架有问题，于是就进行修理。这一修就修到天黑地黑，晚上8时都过了，才从首都机场一跃而起。等飞机的人等了整整一个下午，一个个等得烦躁、火冒而又疲惫不堪。上了飞机，有的还在骂骂咧咧。飞机离开北京，窗外便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清。于是，乘客们便靠在座椅上打瞌睡。

应当说，这架伊尔18是一架好飞机。60年代初从苏联买回来，即作为周总理的专机，后来又专飞成都到拉萨，经受过世界屋脊航线的考验。

到1988年，规定的使用寿命周期也尚未到期，且不久前又进行了大修。1月18日这一天，机上有两班机组人员，都是经验丰富的老牌飞行员，应当说不会出什么问题。

世界上每年都要发生那么多空难，其原因哪能说得那么清楚?“1·18”空难发生以后，民航总局副局长阎志祥在重庆透露，这次事故出于机械故障。他说，到底怎样引起的机械事故，还需进一步调查。以后的调查结果没有公布，我们也就不甚明了。不过，毕竟已经成为历史，也没有必要去探寻其具体原因了。

晚10时过，飞机飞临合川上空，开始下滑。10000米，5000米，3000米……突然，4号发动机失灵，熄火。白市驿机场建于30年代末，后虽经改建，但由于处于歌乐山与缙云山之间的山谷中，不能适应航空运输业的发展。机场设施落后，凡雾、雨、雷、电天气，均只有关闭。发动机失灵，在白市驿机场降落，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机组立即向机场指挥所报告，请求改在成都机场去降落。机场指挥所立即回答同意。于是，222号飞机拐了一个弯，又向西北方飞去。

飞机飞到璧山上空，突然，1号发动机又失灵，熄火。两台发动机失灵，要飞到成都去是不可能的了。于是，机组立即又向机场指挥所报告，要求返回重庆机场降落。机场指挥所立即回答同意。222号飞机又拐了一个弯，向白市驿机场飞来。

后来，飞机即与地面失去了联系，那时，已是10时16分，飞机已经滑到离地面900米左右。

出事的地点在巴县金凤乡虎岩村小古坡(现属沙坪坝区)。飞机急剧下滑，撞在这座高约20米的小山坡上，在那上面留下一个约20平方米的大土坑，坡顶上3根1万伏的高压输电线电杆被撞断。飞机立即解体，机头冲向山坡，爆炸燃烧。机舱栽在山坡下的水田中，不少乘客被抛出，散落在水田里，田坎上，机尾掉在机舱后面，那方向舵高高翘在空中。

机上98名乘客、10名机组人员，共计108人全部遇难。

乘客中有外国人4名，其中3名来自日本，1名来自英国。

乘客中重庆地区的42名，其中笔者所在的企业即有3名。

伊尔18定员98人，这一天恰恰满座，竟无一个虚席。据说，本来有一个空位，后来也被民航因公出差的人所占据。

靠近机头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全被烧焦，不能辨认。机舱的乘客被飞机上的各种金属制件划破头皮、截断四肢，也难以辨认。

只有一位幸运（？），他被抛出机舱，重重地甩在水田里。天黑地黑，高压线撞断，又停了电。但附近的农民还是打着电筒和灯笼火把赶来求援，在水田中找到了他。农民们把他抬上担架，他从昏迷中醒来，不清不楚地说了一句话，谁也没有听清。后来，有人说他说的是“我是勘探队的……”他被抬到院子的地坝，便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而死去。

看着那尸体不全的死难者，谁不放声哭泣呢?那失事现场哭声一片。

C

我和王刚是一起上北京的。那时我在望江厂工作。望江厂有一个国防科研项目飞机上的黑匣子是干嘛的，当时还是绝密的。为了给中央首长提供研制情况，要搞一部录像，资料带必须送到北京去。工厂本来准备让王刚一个人去，厂长都批了“飞机往返”。不知是不是那晚上厂长做了恶梦，第二天又变卦了，要王刚坐火车去。坐火车必须二人同行，于是就喊到我。厂长对我说：“坐飞机危险，万一出了事，人死了是小事，资料带损坏了，那就遭了。”还嘱咐我：“你们一定要—起去，一起回来。”

在北京，我们忙了半个月。晚上无事吹牛，王刚说：“坐飞机危险，我已经坐过好多次飞机了，下次再坐，说不定就要撞到，不能再坐了。”我说：“我还没坐过飞机，只要能坐，死也要去坐一回。”他说：“下次来拿带子，我扯个把子不来，肯定喊你一个人来。一个人就可以飞机往返，你就可以坐了。”

不吉利的事还有：我给王刚看手相，胡诌一通：“你生命线这儿有一根凶线，三十到四十之间。不死也要脱层皮。”他说：“对，上次在桂林，我正在录像，坦克开过来，差一点把我撞死。”我说：“过了就好哟，如果没有过，还是小心些好。”

事完了，我们去买火车票，很早很早去，那售票厅里就挤满了人。我找人代，好不容易才买到一张卧铺票，窗口即挂出卧铺票已售完的牌子。我和他商量，我说再买一张硬座票，卧铺他晚上睡，我白天睡，无非一个晚上，好对付，还可以节约一笔钱，去买一个北京烤鸭在车上吃。

不知他那股神经发了岔，说：“算了，反正回去可以报帐，我去买张飞机票。”他主意定了，我把他劝不转。我俩走出售票厅，在前门分手时，我又劝他，他还是不听。后来，他便乘车到东四民航售票处去了。

如果那时他把证明和身份证带在身上也好了，他走进民航售票处就会看见“票已售完”的标牌，说不定还会回心转意，和我一起坐火车回重庆。偏偏他没带证明和身份证，在汽车上才发现，于是他又匆匆赶回住地来。吃中饭的时候，我又劝他。有一句话已经冒到我的喉咙口来，我还是把它压回去了。如果那句话冒出来，他可能会改变主意，和我一起去坐火车；也可能让我去买飞机票，那么现而今我也就成为一个鬼魂，在那山间田野里游荡，哪能坐下来写这些文字！

下午，他又去西四。分手时，我再一次劝他。那一句话再一次冒到喉咙口来，我又再一次把它咽了下去。我那时还没有预感，我只是觉得夺人之好是要不得的。坐火车，有卧铺，已经是一种福气。想当初“文革”大串联时，火车上一个厕所也要挤六七个人的狼狈，我很知足。

我不知道应该说他运气好还是说他运气不好，他赶到民航售票处，竟买到了18日的飞机票。那天是1月16日飞机上的黑匣子是干嘛的，星期六。

D

飞机票是提前三天就卖的，1月15日下午就卖完了。王刚买到的那张票，是别人退的。

重庆某医大的校长和几位教授去北京开会，会完了便买了飞机票，还给家里打了一个电报，要学校派车去接。星期六，校长和教授们无事，便上街去闲逛。突然，冲过来一个人，抓住那校长的肩头，给校长胸口上两拳，叫道：“好啊！你到北京来了，都不给我讲一声，都不到我那儿去看看！”校长这才看清，是他的一位老同学。这老同学的家不在北京，而是在北京附近一个城市。不由校长分说，拉起校长就要走。校长说：“我飞机票都买了。”那老同学说：“退！”教授们也劝校长，既然碰上了，就去老同学家耍一耍嘛。

于是，那校长和他的老同学急匆匆赶到东四，把那张机票退掉。

可能是校长刚跨出售票处大厅，王刚就闯进去了。

真是鬼使神差，算计得那么好！

却说那医大办公室接到北京来的电报，便派车子于1月18日去机场接人，司机干焦焦等了八九个小时，等来的是飞机爆炸的巨响，是飞机燃烧的火光。当晚他赶回学校，校长和那几位教授的家属得到噩耗，立即沉浸到无限的悲痛之中。校长的夫人也是教授，哭得死去活来，竟昏死过去。于是，学校又把她弄到急诊室进行抢救。医生一查，又没有什么大毛病，只是输液。

那校长在老同学家耍了两三夭，又回到北京城。街边有卖报的，竟有一大堆人在盯着看。他下意识地瞟了一眼。

西南航空公司一客机失事

机上一百零八人全部遇难

他禁不住一惊，立即买了一张看。不看则已，一看那心中才是翻江倒海。是悲？是痛？是庆幸？是震惊？是感慨？说不清，道不明。那一刻，他站在街边，只觉得脚都有些发软，心头空荡荡的，脑海里—片空白，行人、汽车、吵闹声、喇叭声，一切的一切，都退得很远很远。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才回过神来。他突然想到家里人，立即用百米赛跑的速度，赶到邮电局，发了一个加急电报到学校。

学校传达室的人接到电报，一看是校长打来了，竟高兴得吼道：“校长没有死！校长没有死！”拿着电报，飞也似跑到急诊室。校长夫人还躺在病床上，那输液管里的葡萄糖盐水还在一滴一滴地滴。

“校长，校长，没有死……”

那校长夫人抓过电报，瞟了—眼，竟翻身坐起来，一把扯下那针管，跳下床，把电报对着那大雾后的艳阳看了又看，然后一转身，便跑出病房——那里还像个病人呢？！

E

我是幸运的，那校长是幸运的，还有一个人比我们还要幸运，那是一位当时市政府的领导。

那市政府的领导上北京去办事，也买了1月18日回重庆的飞机票。中午，重庆驻京办事处的某主任陪着他赶到首都机场，哪知那伊尔18一到北京就要修理起落架，还不知什么时候能够修好。80年代，北京到重庆，就只有那么一班飞机。重庆白市驿机场动不动就关闭，在北京等上两三天是常事。那市领导20日还要上成都开会呢。航班取不取消，尚无定论，那么不如改飞成都吧。于是他将他的票交给办事处某主任，另外买了一张去成都的票。下午4时左右，他就到了成都。

20日省里的会他没能参加，19日他就从成都赶回重庆，与国务院副秘书长王书明、民航总局副局长阎志祥、四川省副省长马麟等一起，组织对“1·18”空难的调查并处理善后事宜。

我们不知道这位死里逃生的领导同志面对那散落在田野里的血肉模糊的遇难者，面对那哭哭泣泣的遇难者家属有何感想。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会像我等平头老百姓一样，只是庆幸自己的幸运，庆幸自己逃过了人生的一大劫难。作为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他会为重庆交通不便而焦虑，他会为正在修建中的江北机场加快进度而暗暗使劲。

多年以后，这位领导以888票的高额多数票当选为四川省政府的主要领导。有记者采访他，问道：“这888票是不是意味着要发发发?”他说：“8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吉祥数字。1988年1月18日发生的‘1·18’空难，坠毁的是伊尔18型飞机，有108人遇难……”他的一席话，使记者们的心也沉重起来。

是的，他没有忘记“I·18”，也不应该忘记“1·18"。

1989年12月30日，投资8个多亿，占地300公顷，跑道长2800米，宽60米，属国家一级机场的现代化机场重庆江北机场建成，不久即投入营运。如果江北机场能早两年建成，那伊尔18在一个发动机失灵熄火后不改飞成都，能够抓住那最宝贵的几分钟时间，可能就不会有那场灾难了，或者那飞机上的108人中也会有相当数量的人活下来。

唉——！

F

那位领导的飞机票，被笔者的一位老同学抢去了，使这位老同学成为最最不幸的人。

他姓庞，说话有些女性化，我们都叫他“庞孃孃”。他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进医学院的，那时已经30岁出头了。他大学毕业后即被分到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人年轻，医术也过硬，他被派往南部非洲某国去，作为中国援助该国的医疗队员，一呆就是一两年，为发展中非友谊，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受难的人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非洲，他肯定有说不完的见闻和感受，

可是他没来得及告诉任何人，便离开了我们。

在埃及开罗转乘飞机前，他打了—个电报回家，说他1月18日中午可以到达北京。因此，当民航通知他所在的单位和他的家属时，没有人相信，都说民航搞错了。的确，按时间推测，他怎么能坐上这班倒霉的伊尔18呢?事实毕竟是事实，他不可能再回到亲人的身边了。

久居国外，回到祖国，那心情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他一下飞机，碰到去接他的重庆驻京办事处的人，第一句话就是：“还有不有飞重庆的机票?”那时，那位市政府的领导正好决定改飞成都，那张票便被我的这位老同学抢过来。那位领导不知道，我的这位老同学更不知道，那是一张死亡通行证，一张地狱邀请函。

谁也不知道？

G

我有预感。

我是1月18日上午9时的火车。和王刚分手的时候，他还在床上。我说；“如果你回到厂里，给我老婆打个电话，说我要多呆一两天才回厂。”走出大门，我突然惊了一跳：我怎么说“如果”呢?重庆白市驿有雨?有雾?那么，说不定我还会先到家呢。来北京前，厂里的—位老总从北京返渝，在首都机场竟等了三天，把他等得好冒火。他给我讲：“冬天最好不要坐飞机，欲速则不达。”难道王刚也会遇上那老总的遭遇?也要在北京呆上两三天?

后来我分析过我的心理，用弗洛依德的方法。王刚坐飞机，我却坐火车；王刚他们有三人(另两人是办其他事的)一路，我却是孤单一人，在潜意识或无意识中，我是不是有些不满?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恼呢?

我买了一本《新华文摘》在火车上消磨时光。晚上，我很早就躺下了。火车摇晃着，我便模糊了。

我好象看见飞机从我们头上飞过，我好象觉得我是在飞机上，黑暗中只有那火车像一条巨龙在飞驰，车前的探照灯光射出的光柱，照亮了山野；我好象看见王刚抱着那黑色箱包(里面有宝贵的录像带和文字资料)，正向我砸来，他似乎还在喊：“给我带回厂去!”那黑色箱包从天上撂下来，竟一直落到我怀中。于是，我被惊醒了，心跳得厉害，越想越有些害怕。

一股不祥的阴云笼罩着我。

十次列车九次晚点（我坐的正是九次特快列车），那一次却正点到达。回到家，妹夫告诉我，昨天晚上一架飞机在白市驿堕毁。我惊了一跳，急问：“是大飞机还还是小飞机?”他说：“是小飞机。”我松了一口气：“是小飞机就好。昨天我们厂有三个人坐飞机从北京回来。北京回来的飞机，肯定是大飞机，而且还是下午的。”

匆匆扒了点饭，我给一位朋友送从北京带的东西去。推开她家的门，电视上正播空难的新闻。正是王刚他们坐的飞机！我把东西往那朋友怀中一塞，转身就跑，只留下：“糟了!”弄得她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

第二天很早我就回厂，老婆已经知道我躲过了灾难，没有哭。才读小学—年级的儿子却又哭又笑的。

我去办公室，路上的人们在议论。有人说，那活着的人（当然是指我了，只不过他们不认识）之所以坐火车，是因为他是工人，没有资格坐飞机。也有人说，他们两个划剪刀石头帕子包（有人插嘴“是划四季财”)，三打二胜，被王刚赢了。还有人说，王刚想早点回来，请他(当然是指我)吃了半斤烤鸭肉，他才让出了飞机票……

我听着，哭不是，笑不是，真想对着那些议论的人吼一句：不要胡说八道了！

H

空难发生后才一个半小时，重庆市政府及公安部门负责人就立即赶到金凤乡现场。国务院领导同志极为重视，李鹏代总理立即派国务院副秘书长王书明飞抵重庆，组织调查并处理善后事宜。19日便成立了现场指挥部，1000余名公安干警和驻军战士，以及当地的农民、市内医务、消防、民政等人员积极维护和清理现场。到20日，108名遇难者已全部清理完毕，飞机上的黑匣子也已经找到。到23日，108具遗体也基本辨认完毕，并陆续火化。3名日本人的遗体在重庆火化。1名英国人的遗体应死者亲属的要求，作防腐处理后，运回英国。

由于国务院和省、市领导的重视，“1·18”空难的善后事宜办得很不错。我厂三位死难者的遗物都找了回来，王刚大衣里的几个硬币也没有丢失。那几盘录像带也找了回来，只是损坏严重，已失去作用。不过，那都是复制带，原版带尚在北京，因而算不上什么损失。只是死者死得太惨，不是被烧焦，就是被飞机上的金属物体划、砍、戳得一塌糊涂。

36名法医和有关技术人员连续工作了4个昼夜，才基本上辨认完遗体。遗体变形太大，怕死者的直接亲属过分伤心，不让他们去看。去看过的人回来讲起，无不唏嘘抽泣。

后来，工厂召开三位死难者的追悼会，我给王刚送了一幅挽联：

君有何罪，竟罹此大难?

吾有何德，反苟延残喘?

但是，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那胖嘟嘟的始终带着笑容的脸，我心中就不平静。人死倒无所谓，可是死前那种恐惧感，却不是任何人能承受得了的．从一个发动机失灵，熄火，到死前的那几分钟，他在干什么？他是怎样想的?他埋怨我吗？他后悔没听我的话吗?

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