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陶渊明《杂诗》 忆我少壮时, 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 蹇翮思远翥 大多时候，文士的归隐，多是不得已的选择。对此，同是江西人的朱熹有着精辟的看法，他说：“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 陶渊明正是如此，他是东晋开国元勋陶侃（能征善战，曾以军功而官至大司马）的后代，也许缘于家传，陶渊明自小除却“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胸怀和抱负外，还练就了一身好功夫，剑术尤佳。正如他在诗中写道：“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便是在他晚年时，他也写过“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的豪放诗句，在这首《咏荆轲》诗中，他总结荆轲行刺失败的原因是：“可怜剑术疏，伟功遂不成”。想来他是以一个专业剑客的身份分析荆轲行动的，也许他还曾比划过行刺的招式呢。引述这些，意在说明陶渊明并非我们想象那样，是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 然而，陶渊明处在一个乱世的年代。曾祖父那一代的铁血英雄，早已远去，历史在那时好像打了瞌睡，无序无边的黑暗中，唯有跳梁的小丑在卖力表演。对于陶渊明而言，身为名士的后代，又身怀绝技，岂会甘心半途而废的北伐大业？又岂能漠视东晋王朝的覆灭？作为一个把“忠孝节义”看得比生命还重的儒士，又怎能坦然世风日下的道德败坏？然而，纵是文武双全，纵是济世之材，可生不逢时，他一介书生，除却不甘，也只有“空视时运倾”的悲愤和无奈！ 好在是，真正的文人，常怀有一颗勇敢坚持自我的心。身逢乱世，如果无法低下骄傲的头颅，那就不必与“时”俱进。污浊的“世务”，还是不识为好，骄躁的“俊杰”，还是不当为妙!孔老夫子云：“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陶渊明坚持归隐，也正是要给世人亮出一个鲜明的人生态度，给自己一个坦然的交待。和他同时代的那些所谓名流相比，陶渊明的精神世界并没呈现病态的分裂状，他不会一边清谈玄学，扮“风流名士”一边招权纳货，做“势利小人”。权重位高的名士，表面虽是风光，可国势衰微，政权混乱的现实，使得他们的骨子里充满了恐慌和绝望，于是，那些名士的所谓“潇洒”举动，不过是在“五石散”药物催发下的一种末世狂欢罢了。相比而言，陶渊明要健康得多，挺拔得多。他不需要服什么五石散，也不需要发疯装痴扮风流。对于他而言，岂能为做捞什子的官，而让心灵去做肉体的奴隶？！ 活着就要对自己有个交待。“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陶渊明的伟大和高明之处，便是真洒脱。如果现实中难得痛快，那么不妨去自然里寻找快活吧。故土田园，当是乐土，高山流水，自有知音。尘世间几多挣扎和洗炼后，陶渊明终于找到人生理想的归宿和精神栖息的园地。他在著名的《归去来辞》中欣然写道：“乃瞻衡宇，载欣载奔，童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大彻大悟后的陶渊明欣然发现：田园之乐、天伦之乐，才是人间正道呀。从此后，没了官场繁琐的应酬，没有了枯燥文书的劳形，有青山松林做伴，有琴弦书卷消忧，有美酒明月解愁，此世何求？春耕时，或携子插秧，得播种之欢，或赤膊挽犁，品劳作之乐，那是多么快意；农闲时，或套牛车，访幽幽山谷，或棹孤舟，看涓涓溪流，这是何等潇洒。田园山水，家乡草木，浸润着他的生命，温暖着他的性情，也激发着他的灵感。 然而，品酒赏菊，吟诗作歌，只是陶渊明归隐生活的一部分，更多的时候，他必须直面的是惨淡而毫无诗意的真实生活：“居备勤俭，躬兼贫病”。他最高贵之处，便是“不为三斗米折腰”，不论这米是官府给的，贵人赐的，还是好人舍的。他要的是自食其力的骄傲，要的是遗世独立的挺拔。作为一位有影响名士，他不是没有机会改变自己的贫穷，可他就是不向贫穷困苦低头，他一次次“隐约就闲，迁延辞聘”，正是明证。对于陶渊明来讲，“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无荣，岂缊袍之为耻？”是呀，穷点苦点又算什么呢？便是死，他都不怕，要不他怎么会潇洒地自作挽歌，自祭自唱呢？他自谥“靖节”，就是明誓自己要终生坚守清操高义。 是的，归隐付出代价，而且远远不止物质上的贫困。对于一个文人来讲，也许更难容忍的是来自世俗的猜忌和嘲笑。正如陶渊明在诗中写道：“浮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无论在他生前死后，都有人怀疑过他“与时乖”，不过是钓名钴誉罢了。好在是陶渊明早已洞悉了世间冷暖和人心叵测。他深深懂得：“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于是，他终可以怀着一颗平常心，坦然地面对生活，勇敢地选择生活。不论是弃官的绝然，还是忍穷的坚毅，他都是那样令人感动和钦佩。难怪千年之后的元朝大画家赵孟罡刑镜剑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