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钢1917年生于武汉市，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革命烈士黄负生的遗孤。
1938年，他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延安鲁艺文艺研究室秘书、解放日报社记者兼采访科长。新中国成立后，黄钢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处副处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人民日报国际评论员、特约记者，与别人合作了电影剧本《永不消逝的电波》。1980年后，他先后担任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教授、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常务会长、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理事长，为传播我国革命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踏入电影圈

1938年，黄钢去延安前，曾因为国民党政要张道藩（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关系，在国民党的中央电影摄影场工作过3年。

初中毕业后，黄钢考进了湖北艺术师专预科（美术部）。他在艺专读了4个学期，从报上见到南京成立戏剧学校的消息，就拒绝了艺专与家里的挽留，拿了30元钱从武汉到了南京。

一起去的5个人，只有1人考上。黄钢写了封信给张道藩，说明是他考得最好，为什么不录取他，这不公平。张道藩回了信，并约黄钢去面谈。张道藩说：“不必再去戏校了，去中央电影摄影场吧，可以去摄影，或者画布景。”

过了几天，司机送来了张道藩的信，是写给摄影场张冲的，介绍黄钢去摄影场。张冲留下了黄钢当练习生，每月5元，供膳宿。黄钢就在摄影场导演黄天佐手下工作，后者曾留学苏联，导演过张道藩编写的《密电码》。其间，张道藩给黄天佐打过电话，问他介绍来的人能不能演主角，黄天佐说还是让他学编剧。黄天佐让黄钢先抄写分镜头剧本，体会编剧的要领，这样学了一年，改任助理编剧，每月工资有40元了。

抗战军兴，摄影场自南京迁往芜湖，又迁往武汉，再迁重庆。这时，罗亦农的妻子、作为中共秘密党员的李文宜找到黄钢，对他说：“我们一直很关心你，作为党的先驱黄负生的孩子，要走正路，做一个有志气的革命青年。在摄影场，要把这看成是学技术的机会。”也是在此时，他看到了《西行漫记》，看到了《八一宣言》，并收到了严文井的来信，说延安已办起了鲁迅艺术文学院。那时他的妹妹黄铁已到了延安，黄钢也离开时任中央电影摄影场新闻组副组长的职位，于1938年11月底进入延安，时年21岁。

整风运动受连累

1939年3月，鲁艺文学院成立文工团去晋东南敌后战场，由陈荒煤任团长，团员包括黄钢在内共5人，另4人梅行、葛陵、乔秋远、杨明均为鲁艺文学系第二期学员。后来在去晋西北途中，梅行找黄钢谈话，准备吸收他入党，但需经了解后才能批准。黄钢却感到委屈，心想，像我这样的人，还要了解什么？于是对梅行回答说：“党要了解我，我对党也是要有更多的了解的。”这一情绪，同他妹妹也有关系。他妹妹黄铁一到延安，人家说她是烈士的女儿，就批准她入党了。听黄钢口吻中流露出的情绪，梅行没有再找他谈入党的事。

1940年2月，黄钢回到延安，写了《我看见了八路军》这篇报告文学，作品讴歌了朱德作为总司令普通、平凡的一面。4月他写信给李富春，说对党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文艺工作也有了新的认识，提出了入党的要求。过了几天，李富春用毛笔写了回信：收到信，很高兴。你应该成为党的一员，一个细胞。无产阶级政党从来也不拒绝文艺，相反，从来都是为发展健康的文艺而努力的，要把文艺提到更高的水平。你如果有勇气，希望马上来找我。或者，持此信去找鲁艺的宋侃夫同志。

黄钢没有去找李富春，去找了鲁艺党总支的宋侃夫。1940年5月1日，黄钢被批准入党，支部会对他的意见是：骄傲、不合群。

1942年春，毛泽东主持了《解放日报》改版的讨论。5月，黄钢去《解放日报》社任记者，同时去的，有穆青等同志。不久，黄钢兼任采访科长。

1942年9、10月间，黄钢接待了一个国统区来的代表团。事后查明，团长为国民党特务。黄钢准备了他们所索要的书面材料，都是延安公开出版的刊物与文艺作品，这却引起了李克农领导的秘密机关的注意。黄钢正准备把这些材料交给代表团时，秘密机关工作人员出面扣下了这些材料。他们态度很生硬，要黄钢去找李克农。李克农对黄钢说：“要安心在这里工作。”黄钢本来留恋鲁艺，一到礼拜天就回鲁艺，以为指的是要安心在《解放日报》社工作。李克农又说：“不安心工作总有不安心工作的原因……”一番旁敲侧击，实际上指的并不是不安心《解放日报》的工作，而是指的“不安心”在延安……

临走时，李克农要黄钢代向《解放日报》的副刊编辑舒群问好。不久，舒群受审查了。几天后，李克农对黄钢说：“你回鲁艺去吧，对周扬说一声就可以了。”黄钢心情沉重地回到鲁艺。

1943年3月，整风向审干方向发展，鲁艺有十余人到枣园接受审查。黄钢找到了周扬质问，周扬说：“我们每一根头发都是属于党的，受审查也很正常。到枣园去可以更好地接受审查，康生同志不会搞错的。”周扬又说：“我知道张道藩，他是爱才的。张道藩这样厉害的人，他还不把你拉到国民党里去？你到康生那里去就可以了。”

黄钢打起背包到了枣园，吴德在“欢迎”鲁艺去的这几个人时说：“我们共产党有坚强的胃口，可以把你们都吃下，再消化，改变过来。”还特地点了黄钢的名，要黄钢好好反省。黄钢在枣园吃了午饭，又走了3里多路到陕北公学。那是在当时专门改作审查干部的学校。校方宣布了纪律，班与班之间是不准串联的。

1943年7月，开始了抢救运动。《解放日报》有一天刊登了一条张道藩挑动内战讲话的消息。在小组学习时，组长把这张报纸放在黄钢面前，要黄钢交代：“你看看这个，你现在承认是国民党还不行，有这样的关系，得承认是特务。”组长这一说，大家都起哄了。在这种情势下，黄钢被逼作了“交代”：“张道藩说你去那里，任务不变。”小组的人追问黄钢什么时候参加的国民党，布置的是什么任务？黄钢说：“没有参加国民党，也没有布置具体任务，是长期‘潜伏’。”组长说：“明天开失足者大会，你要上台交代。”黄钢想：“现在，党不要我了。”

作品被毛泽东肯定

第二天，真的开了大会，号召失足者上台交代，上台交代的人比台下的听众还要多。黄钢也上台了，一说完，全场鼓掌。回到班里开小组会，问黄钢交代后有什么感想？黄钢说：“我有什么感想，刚才说的都是假的。”组长说：“你刚才一交代，还影响了别人也上台交代了，你怎么又翻案了？”黄钢说：“反正我不再说谎话了。”

组长把黄钢带到了李克农的窑洞。李克农说：“我听汇报介绍了你的交代，你今天就推翻了？我昨天已经向毛主席报告了。毛主席还说，烈士的儿子当特务也很好么！”

毛泽东对黄钢的父亲黄负生是熟识的。黄负生在1920年与董必武、陈潭秋、刘子通等人一起组织了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中华之最》中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的名字，其中就有黄负生。在中共建党后，蔡和森曾主持《湘江评论》的编务，黄负生则是《武汉星期评论》的主编，这两份杂志在当时都较有影响。毛泽东在1922年有这样的评价：“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这一年毛泽东北上时曾在武汉停留半个多月，与陈潭秋、黄负生多次交谈过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这是黄负生的妻子王纯素同她的子女黄钢、黄铁说过的，毛泽东“常常坐在负生床前，握着负生的手谈话”。黄负生在中共早期活动中是有贡献的。他的活动情况，在陈潭秋的日记上有记载。

李克农继续与黄钢谈话：“你认识徐恩曾吧？”黄钢说：“徐恩曾谁都认识。”作为国民党中统负责人，是名声在外的。又问：“认识袁牧之么？”黄钢说：“认识。”李克农说：“他也是特务。”黄钢说：“我到延安是走我父亲留给我的路，我到延安是来找党来的。我不会违背我父亲的遗愿。我到延安，博古和夏之栩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给开的介绍信。他们对我都是了解的。”

回到学校，黄钢表示自己不再说谎。别人只是听之任之，而他则想：无非是由调查部转送到社会部吧。但并未送去，只是换了一个班。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参加劳动，黄钢一有空闲就读报上的国际评论，因之对写作国际评论有了很大的热情，但在当时是无法动笔的。建国后，在《人民日报》上可以经常看到黄钢写的这一类文章。他说，这是在延安受审查期间培养起来的兴趣。

1944年春，学校自己组织了秧歌队演出。黄钢参演了《兄妹开荒》，还作为导演排了话剧《前哨》。

又是一年过去了，黄钢脱离工作已经有两年了，终于迎来一个转折。那是1945年初那个农历除夕的晚上，与他同睡一屋的赵世英参加晚会回来，就急切地告诉黄钢：“毛主席问到你了。”

原来，毛主席在跳舞时问到一个女同学：“有没有黄钢这个人？”女同学说：“有。”毛主席又说：“为什么不写东西了？还可以写嘛！”黄钢知道后心想，至少现在毛主席不这样看我，不把我当特务了。

毛泽东是看过黄钢作品的。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夕，毛泽东约见了何其芳等几个鲁艺的教师，了解文艺创作情况。在谈话中有人问：“生活要经过沉淀才能写出好作品，现在反映抗战的作品感动人的比较少，是不是这个原因？”毛泽东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解放日报》上最近有一篇黄钢的作品，叫《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的抗日战争的。”这一消息，是何其芳传出来的。之后，汪东兴曾组织黄钢他们这些被审查者下乡，也算是一个锻炼吧。

终于明白受审原因

1945年春，在“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情况下，黄钢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但是，未作结论。在党的支部会上，要求每个党员都敞开思想，提出疑问。黄钢说：“有一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在抢救运动中，我没有想别的，只是想：明明不是特务，却说我是特务。明明我是来找党的，却说我是党的敌人。”他抱怨说：“如果说有敌人，那就是康生、李克农，为什么他们把不是敌人的人当作敌人。”支部书记当即宣布散会。

过后，支部书记又召开支部会说：“上次黄钢的话，已经向李克农汇报了。”也没再说什么别的话。

李克农知道了黄钢对受审查的怨气，对这刺耳之言倒也没有什么，相反，他在审查黄钢的过程中了解了他更多的情况。而黄钢在受审查过程中却也了解了一些反特知识，对侦察情报工作也有了初步认识，还写了一篇党的反特机关发展成长的报告，不过无从发表，而是留在中央调查部了。李克农对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在后来还让黄钢帮助中央调查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对还在审查中的人，作这样的安排，恐怕也是打破常规的。这也说明了对黄钢的审查虽然没有结束，李克农还是信任他的。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黄钢在延安为庆祝抗战胜利举行的舞会上，遇见了李一氓。那时，李一氓在当陕北公学校长。黄钢对李一氓说：“已经审查我好久了，但还是没有能作结论。看来作结论也困难，还是让我上前线吧，让战争来考验我。”李一氓肯定了他的想法。过了几天，李一氓找黄钢谈话，说：“已经作了初步结论。感情上相信你，理智上还不能完全相信。要调查只有找张道藩，但又不能找他。到战场上去经受考验吧。”李一氓接着说了对黄钢作的初步结论：“黄钢于1938年由博古、夏之栩介绍来延安。关于为张道藩派遣特务一事，无法证明。有自由主义。”黄钢看了这一初步结论，心情不好，这还是被挂起来了。他去找夏之栩的母亲夏娘娘，诉说心中的郁闷。

夏娘娘在中共建党初期就从事掩护陈潭秋以及党的秘密机关的工作。之后，随女儿夏之栩与女婿赵世炎到上海，仍然负起了掩护机关与照料负责同志如罗亦农、陈延年等日常生活的职务。30年代初期，又在周恩来的工作地点服务。她曾被捕，直到1937年秋抗战爆发才出狱。抗战胜利后。由党组织派人接到延安，再随中共中央一部分机关转移到河北平山县。

夏娘娘对黄钢说了对他父亲的评价，希望黄钢振作起来。面对革命前辈的教诲，黄钢觉得心胸开阔了一些。而终于明白他受审查的起因是在去东北前毛泽东、刘少奇会见他们时，李克农的谈话。李克农说，“这次去东北的干部，有的人没有作最终的结论。可能会受到歧视，这要正确对待。比如黄钢，不应该把一些资料给国民党派来的人，审查一下，是应该的。”这时，黄钢才明白了，为什么李一氓给他的结论中有“自由主义”这一条，也明白了这几年的审查都在寻找他同国民党的关系。而与张道藩的关系，则是在审查中牵出来的。

历时8年终有结论

黄钢在东北，担任了冀察热辽边区所办的《群众日报》社副社长、新华社分社副社长，并建立了电台。他在工作中受到总社的表扬。这时中央来了通知，在延安未作结论的要作结论。

当时正值1947年秋后准备开展冬季攻势之时，黄钢正随第8纵队行动。他找到了8纵队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邱会作，提出要回报社去等对他的结论。邱会作说：“你不要回去了，我们不审查你，我们信任你。”黄钢说：“我不是怕审查，是要有一个结论。”但是，他在回到新华社分社后，还是没有能拿到审

查结论，审干负责人告诉他：你是中央调查部控制的人员，结论是要他们来作的。

1950年黄钢到北京。1951年肃反时，中央通知，对被审查人员或是作结论，或是再继续审查。大陆已经解放，也掌握了敌档，再审查已有了有利条件。黄钢找到李克农。李克农说：“结论已打印好了，你没有来拿么？！”李克农取出了对黄钢的审查结论。他看了这结论，上面写着：“黄钢同志于1937年经李文宜、夏之栩联系，在1938年由夏之栩、秦邦宪介绍赴延安，来历清楚。黄钢同志是优秀的文艺干部，政策性强，能联系群众，战时表现很好。现依中央通知作上述结论。”

历时8年的审查，总算结束了。

1952年，黄钢去了朝鲜战场，写出了一批报告文学作品。

回国后，1953年至1954年，他奉调进入中央调查部为李克农写材料。经过审查，李克农更加信任黄钢了，也欣赏他的文笔。周恩来看过黄钢写的东西，感到奇怪，说：“黄钢不是记者吗，怎么到中调部写材料了？”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黄钢被抄家后，他在清理时发现一份中央调查部的材料找不到了。他立即报告了军代表，军代表又报告了周总理。总理生气了，指示一定要找回来，绝不能流失。后来终于找到了。周恩来为此对罗青长说：“黄钢这个人不错，在‘文革’中还记得要保守秘密。”

正是与中调部有了这一层关系，当粉碎“四人帮”后，1980年黄钢担任了与国家安全部有关联的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教授。他负责创办的《时代的报告》这一刊物，也是由相关部门提供经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