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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对苏轼的评价“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分析这一评价的理论意蕴，谈谈体会！

苏轼和辛弃疾虽同属豪放词派，但二者风格不同，苏轼的词多心胸旷达，乐观积极，故曰“旷”，辛弃疾的词多表达自己的报国壮志却往往有一种壮志难酬的感慨，故曰“豪”

词人的创作与其生活和性格紧密联系，词人的生活状况及性格特征无不在词作上留下痕迹豪华游轮大纪行相性；同时，创作的方法和手段也影响了词人情感的彰露和表达。故词风亦不一致。苏、辛两大词人虽被后人同归列入“豪放派”，然仔细究察，两人词风实有相异之处，总的来说，则是：苏词旷达，辛词豪放。

无论如何，苏轼与辛弃疾都是中国诗坛上不可多得的一流大诗人，他们的诗歌，旷达的也好，豪放的也好，抒情的也好，都为中国的诗坛增添异彩。有人说他们都属于“豪放”一派，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前人这样说是因为看到了两人的共同之处，那就是纵才使气扩大了诗歌的境界，当然也有人认为所谓的“豪放派”并不存在，于是关于“婉约”“豪放”的争论喋喋不休，直到现在也没有辩论出个结果来。其实，这种“婉约”、“豪放”的划分无非是人们根据诗人的大致特点加以划分，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论词时的方便，因此，“婉约”也好，“豪放”也罢，不过是个粗略的分法，并不是说苏轼和辛弃疾都属于“豪放派”，他们的诗歌就完全是同一类型的，都是那种完全大开大合江河直下一泻千里的，这种看法就完全丧失科学性，如同将人简单的划分为“好人”和“坏人”，“好人”就一定是浓眉大眼，“坏人”则一定是獐头鼠目，这样就未免太过粗疏了，苏辛二人除了共性之外，由于性格、环境、经历、历史背景等种种的不差异造成了他们在诗歌上的差异，苏轼是豪放中带着豁达，辛弃疾在豪放中带着种种百转千折的愁苦，因此苏轼自是苏轼，稼轩自是稼轩。都说是“国家不幸诗家幸”，此言不虚也，可以说是诗人个人的不幸和国家的不幸，使得诗人心中有无数难浇之块垒，不吐，则郁闷之气结于五内，总要找一个可以宣泄的渠道，于是他们心中想说的话就凭借着诗兴汩汩而出，其势不可阻挡。如果苏轼不是生在积贫积弱的时代，他就不会一心想要革故鼎新，如果他没有这种远大的政治抱负的话，也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冲突矛盾，那么以苏轼的才华，稳稳地当他的大学士，闲来写一些风花雪月的小词陶冶一下性情就不会有什么怀才不遇的失落、颠沛流离的辛苦，当然也就不会开“豪放词”之端，最多也就是范仲淹的“穷塞主”之词罢了。辛弃疾更是如此，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家仇国恨压在心上，他也不会有什么壮志难酬的苦闷，当然，也就不会有气魄如此之雄大的辛词了。万幸的是，他们前后呼应，彼此之间并不孤单，由于苏轼早于稼轩，因此他承担了开源的历史任务，而稼轩则起到了承流的作用，苏轼变温婉的晏欧词儿女之词为士大夫词，辛弃疾更是用他那慷慨豪迈的感情谱写出一曲曲英雄的壮歌，分工虽有不同，但是在他们的共同的努力下，扩大了词境，抬高了宋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所以，他们的贡献同样巨大，难分轩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