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山寺庙的一角（图片由普陀山朱家尖管委会提供）

开栏的话：浙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这片神奇的沃土上，文物遗迹数不胜数，文化精品琳琅满目，文化样式异彩纷呈。去年以来，浙江省委宣传部与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联合开展了“浙江文化印记”征集评选活动。通过广泛征集、专家评审和社会投票，前不久，包括良渚古城遗址、杭州西湖、钱塘潮、西泠印社、越剧等在内的首批20项“浙江文化印记”出炉。

这些“文化印记”是浙江文化积淀的翘楚，是浙江的文化瑰宝。从6月18日起，浙江新闻客户端推出《浙江文化印记》栏目，每一期，我们都将邀请一位与印记密切相关的专家与记者同行，走近印记的现场，感受印记的魅力，讲述印记和它们背后的故事。

梵宇林石、寺塔崖刻、钟声涛音……在1390座岛屿组成的舟山群岛中，普陀山是一个面积不到12平方千米的小岛，但却因其山海美景与佛教人文相依相伴，充满着神秘的色彩。

五朝恩赐无双地，四海尊崇第一山。自唐代在此开创观音道场以来，至今已逾千年之久，普陀山也日渐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闻名的佛教名山。

近日，我们跟随舟山海洋文化学者孙和军的脚步，一起探寻这座被誉为“海天佛国”的岛屿。

导览专家：舟山海洋文化学者 孙和军

灵山觉海 名成普陀

从海岸牌坊，沿着妙庄严路，入三摩地，经普济寺、法雨寺，然后从香云路登临佛顶山，在慧济寺眺望海上卧佛——洛迦山……这是徒步游览普陀山的经典路线。

普陀山的朝山进香古道前段就是妙庄严路，起自古码头短姑道头，经过白华庵、三圣堂、石牌坊至普济寺。

古道长2里半，漫步在妙庄严路，古木蔽天，清幽雅静。每隔几步都有一块石刻荷莲图，花姿各异，拙朴禅意。明代以来妙庄严路一直是香客到普陀山朝圣的主要香道海天佛国指的是哪里，香客摩肩接踵。

“妙庄严路是普陀山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曾留下很多名人轶事和文化古迹，其中‘入三摩地’石碑是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所题。”孙和军边走边介绍。

普陀山虽以佛教闻名天下，在唐朝之前却以道教闻名。普陀山最早叫梅岑山，相传因汉代梅福在此采药炼丹得名，宋时留梅福“履迹飘痕”，至今还有梅福庵、梅湾和炼丹洞等遗存。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钦赐宝陀观音寺为“护国永寿普陀禅寺”，普陀山以寺为山名正式开始。

真正让普陀山名扬天下，赢得“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盛誉的，是观音大士。而不肯去观音院、紫竹林等也成了观音道场在普陀山的标志。

说起普陀山观音道场的来历，孙和军娓娓道来——普陀山观音圣地起始于唐咸通四年（公元863年），日本僧慧锷第三次入唐求法，在五台山请得观音圣像一尊，搭乘商船归国（详见唐代日本《头陀亲王入唐记》），归经普陀山，遇到风浪，商船触到新罗礁（现普陀山对面朱家尖岛古石牛港入海口莲花洋上的一块海礁），一连数天，无法起航，慧锷以为菩萨不愿去日本，结果船漂到潮音洞就上岸。山上居民张氏目睹后，舍宅供奉，从此这里成为海内外过往船舶及渔船祈祷航海平安之处。

至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张氏居处建起“不肯去观音院”，邦人祈求辄灵，很快扬名海内外。

关于观音道场的来历还流传着另一种说法：慧锷的船是在莲花洋上为铁莲花所阻，慧锷祈祷，以为观音不肯去日本，遂留于梅岑山。孙和军笑着解释，铁莲花从今天的角度看，很可能是莲花洋上海蜇旺发，堵了航路。

从那时开始，观音道场在梅岑山布设，道家气息浓郁的梅岑山也就慢慢改名为佛家气息浓郁的洛迦山。而本土道教在舟山群岛也逐渐式微而边缘化，佛教兴起，取代了道教的传统地位。

如今，普济禅寺、法雨禅寺、慧济禅寺并称为普陀山三大禅寺以及宝陀讲寺架构起普陀山观音道场。“普陀山是天风海涛与观音信仰共同缔造的杰作，从帝王将相到普罗大众，走进普陀山，无不尊崇慈航大士观音菩萨，普陀山影响也日益壮大，成为佛教名山。”孙和军说。

普陀山磐陀石（图片由普陀山朱家尖管委会提供）

名人汇集 诗墨天香

普陀山作为文化圣地，历朝名人雅士、文人墨客，或吟唱，或赋诗，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诗文碑刻，这也让普陀山人文底蕴及文物古迹极为丰厚。

佛顶山慧济寺的后门，一座铜像引得不少游人驻足：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和当地僧人饮茶论诗，一旁的石碑上刻着陆游的词《好事近 登梅仙山绝顶望海》。站在这座铜像前，仿佛能看到晚年陆游两次朝着诗意的普陀梵音，完成他生命里程的心灵泅渡。

淳熙十年（公元1183年）6月，58岁的陆游沉浸在宝陀寺旷远而恒久的晚钟声中。壮志未酬，壮心不已，有太多遗憾未曾了结，有多少理想未曾实现。在普陀山他写下：“我不如列子，神游御天风；尚应似安石，悠然云海中。”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秋，耄耋之年的陆游再度来到普陀山。“海上乘云满袖风，醉扪星斗蹑虚空”，这是他和普陀山的又一次相遇。

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渡海而来，寓居白华庵。恰逢庵内住持性珠法师筹资修筑的五里长莲花石板路——妙庄严路竣工，董其昌为其撰写了千字路碑，赞颂性珠法师功德，并题“入三摩地”碑，置于路口海天佛国指的是哪里，笔法洗练，苍劲有力，艺术价值极高。董其昌在普陀山三个月，书写的碑铭、桥名、路名和庵名多达十余处。

几百年来，文人墨客纷至沓来：汤显祖、徐霞客、文徵明、张岱、袁枚、丰子恺、吴昌硕、郁达夫……每一个文人的足迹，都为莲花洋上这座瑰异的小岛缀上一环滴着莲花天香的光华。

“缥缈云飞海上山，挂帆三日上潺湲。”元朝松雪道人赵孟頫奉诏书《昌国州宝陀寺记》碑文，赋《游补陀》七律，书《赤壁赋》镌于达摩峰崖壁。

漫步在普陀山，随处可见的摩崖石刻，伴随着海浪声声，似乎在诉说着这座岛屿的往事，从中也可窥见一段段历史。在孙和军看来，摩崖石刻是普陀山的灵魂，“没有摩崖石刻的普陀山是不完整的。”他说。

据统计，普陀山现存200多处摩崖石刻，大多是明清以后的作品。在这些石刻中，论语言，有汉、蒙、藏文；论字体书法，有楷书、行书、隶书、篆书；论内容，有纪事、写景、题名；论作者，有元明清历代的文士达人、著名高僧以及帝王。在这些石刻中，历史最悠久的当为白华庵里的“真歇泉”、达摩岭的“瀛洲界”，还有潮音洞的抗倭石刻。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海天佛国”石刻。

沿着去往佛顶山的香云路拾级而上，路旁巨石上“海天佛国”四个大字赫然出现在眼前，每字一米见方，书于明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为明朝抗倭名将侯继高所作。孙和军说，这四个字高度概括了普陀山的特色，后人以此作为普陀山的代名词，多称“海天佛国”普陀山。说起这块石刻，也有一则故事：“据传当年侯继高驻山抗倭，佯装上佛顶山礼佛，鸣锣开道，引寇入山，一举而全歼倭寇，此崖刻即在这时题书。”

南天门是普陀山的摩崖石刻集中区之一，有“山海奇观”“砥柱南天”“海岸孤绝处”“得月最先”“别一洞天”等摩崖石刻。西天门下方有块刻有一高5米、宽7米左右的“心”字石，仅“心”中那一点，即可站七至八人，全字可容百人驻足。

孙和军说，普陀山的摩崖石刻具有很高的观赏和艺术价值，这些作品体现了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内涵，与普陀山的佛教文化交相辉映。

位于佛顶山慧济寺后门的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和当地僧人饮茶论诗的铜像 （夏艺瑄 摄）

海丝风景 万国梯航

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陀山早在唐代就成为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交往的必经通道和泊地，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

从南天门向南眺望，莲花洋上有一块长条形的礁屿，俗称“江爿礁”（舟山方言，海鸥栖息的礁屿）。它像一只仙槎，随潮涨潮落出没于瀚海。在南天门景区的一个小山坡上，一块竖起的“新罗礁”碑正对着这片礁屿。孙和军说，新罗礁见证了普陀山观音信仰，同时也是中日韩文化交流刻在普陀山的特殊标志、东北亚海上丝路的重要物证。

唐代中期，由于明州（今宁波市）对外贸易港口的形成，普陀山成为出入明州港的必经之地（普陀山直至民国时期，一直隶属明州）。

唐朝新罗国清海大使张保皋的船队，载着金银、药材、珍兽，进明州港换取丝绸、茶叶和瓷器，他必须经过普陀山海域。穿梭往来的新罗船时不时要在江爿礁搁浅触礁，时间一长，这片礁便被称为“新罗礁”。据康熙《南海普陀山志》记载：新罗礁在西南大洋中石牛港口即日本僧慧锷触舟祷处也，而古籍中的石牛港就在今天朱家尖岛蜈蚣峙码头旁边。

在唐宋元三代，普陀山还有一个重要的靠船上岸之地——高丽道头。高丽道头大致位置在观音古洞山脚下，许多新罗船只往返于中、韩、日和南亚地区，从事海上贸易，便会在此候风候潮，登山礼佛，以祈求航海平安。把道头冠名为“高丽”，说明当时普陀山与高丽的往来密切。今天，“高丽道头”已变成了陆地，看不出一丝码头的痕迹。

普陀山-自在亭百步沙（图片由普陀山朱家尖管委会提供）

普陀山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见证着历史上海上商贸的繁荣。

万历年间，普陀山高悬灯塔，为往来船只指引航向。作为海商朝圣祈福之地，明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普陀山接待过100余艘日本商船。

在孙和军的记忆中，渔村家里的窗帘坠子和渔网上，缀有大量圆形方孔的古钱币，日本的宽永通宝，朝鲜的常平通宝，越南的景兴通宝、景盛通宝、嘉隆通宝……它们在失去货币流通价值后，反而成为舟山人生产生活用品。这是17世纪到19世纪越南、日本、朝鲜半岛与舟山群岛进行经济贸易的物证。1996年，普陀山普济寺承恩殿基建工地出土千枚18世纪时的西班牙银币，这是在欧美和远东地区广泛流行的国际贸易通用货币。

海上商贸在历史烟云中无疑是一道美丽的风景。而物种传播、信仰流播，更让普陀山享尽“万国梯航”的美誉。

传说舟山市树新木姜子是由作为东夷海洋民族图腾的海鸟从日本将种子叼到舟山大猫岛，再传到普陀山成为佛光树。虽然是传说，但象征的是中日之间物种的交流。

如今，普陀山佛教博物馆珍藏着1200余件佛教文物，其中有来自印度、日本、缅甸、菲律宾、柬埔寨、法国等地的佛像、铜屏、玉佛、贝叶经、玳瑁塔、菩提树叶以及外国人为供奉普陀山专制的大型花瓶等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珍贵文物，见证着普陀山和东南亚及部分欧洲国家的信仰交流。

清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近50名朝鲜漂流民在舟山海域被渔民救至普陀山，漂流民之一的朝鲜举人崔斗灿以一部汉文日记体《乘槎录》记载了漂流民在海上、在舟山、在中国的日日夜夜。真实的经历，传奇的故事，观音文化的慈航精神，在如今海洋语境下，观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就像一幕幕电影，在佛教名山、观音道场反复播映，世代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