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作为参战国和战胜国之一，理应分享战胜国的基本红利。可事实却是一无所获，这到底是为什么？

战后分配战争红利的巴黎和会，中国派外交总长陆徵祥率代表团参加。当时的国民政府（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林徽因父亲）要求随团参与和会，被总统徐世昌拒绝。林长民既是国民政府的外交委员会事务长，也是民间的“国民外交协会”理事和“国际联盟同志会”总务干事，同时还是当时的民主党、进步党等在野党成员，是这些党派自办机关刊物《国民公报》《晨报》等影响力较大期刊的社评撰稿人，身份复杂，难以保证外交机密。外交，尤其是弱国外交，并没有多大的Check & 地位，只能在争取与妥协中寻求利益最大化。一旦被不需要对外交谈判结果负责任的在野党和媒体操纵甚或绑架利用，就很难达成理想的外交成果。这应是外交常识。没有林长民参与的中国外交代表经过艰苦谈判，与英法美意日等主要战胜国基本达成一致，为中国争取到的战争红利至少包括三条：一是终止庚子赔款，二是收回治外法权，三是收回关税治权。没有争取到的权利是战败国德国在胶东半岛的权益不能直接归还给中国，而是由英法美意日五国共管。这主要因为日本以对德战争中出兵收复胶东半岛的特殊贡献为由要求对胶东半岛享受特别权利，英法美意不愿得罪日本，默认日本诉求。这种外交谈判的结果尚未正式成文公布，作为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的林长民当然是能够最早知道谈判结果的人之一。

他既能通过官方渠道了解情况，也能通过其任职的民间组织“国民外交协会”了解情况。事实上巴黎和会中国代表，中国外交总长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到达巴黎的同时，与林长民一唱一和主张“国民外交”的梁启超也迅速以民间人士身份访欧。就在中国代表团谈判成果基本达成之时，梁启超第一时间向林长民电报了谈判结果。林长民随即在《晨报》发表了一系列报道，披露中国外交代表团在巴黎和会谈判失败的消息。1919年4月30日，梁启超直接电报林长民，要求中国外交委员会和“国民外交协会”出面阻止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林长民不太可能完全主导外交委员会，但他可以利用“国民外交协会”等民间组织。1919年5月1日，林长民在《晨报》发表社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呜乎！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洲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林长民这爱国精神和爱国呐喊甚是感人肺腑，打动了四万万同胞悲怆的心。可是，我们回头读读林长民在《晨报》发表的系列文章，有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是，林长民和“国民外交协会”始终没有全面客观地报道巴黎和会谈判的完整内容，不提已经争取到的终止庚子赔款，收回治外法权，收回关税治权等权利事项，只谈德占胶东半岛没有回归，以及日本还试图出钱帮中国修筑更多铁路的“侵犯路权”行为等。

众所周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在林长民及其“国民外交协会”的主导下，几天之内，北大等首都高校掀起了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打砸民国政府驻日公使等政府官员，火烧赵家楼。在强大的在野势力高涨的爱国浪潮冲击下，国民政府只好放弃谈判，撤回代表团。当然，各战胜国并没有在乎中国国内的表现和中国政府的态度，依然在1919年6月28日签署了巴黎和约，即《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史称《凡尔赛和约》。这个巴黎和约，几乎不再有涉及中国的内容。和约剥夺了德国的所有海外殖民地，但德占的中国胶东半岛利益没有还给中国，而是归属日本。中国作为参战国，基本上一无所获。在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林长民和梁起超等人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我不惮以恶人之心态猜度，林长民先生是否因为没有被允许参与和会而有所忌恨？或者作为在野党成员，本就参与到了纷繁复杂的派斗之中？或者真就是一腔热血只要斗争与革命，不要后果？爱国名义之下，有些事其实很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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