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把香港和台湾讲话方式混到一起，称作"港台腔"。其实两者之间真没有多少共性，这不单止是口语的问题，甚至关于正规的书面行文，两者差异其实非常大。

从两地的电影和戏剧可以看出，香港和台湾的书面语言也非常的不同。台湾的书面语，很少出现香港的书面那样文白夹杂的情况。香港有些中文的公文语言，更像是一种清代的官方文牍。有时候会佩服他们的用词，是不是查过清代的辞书。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香港很多用词特别洋化，观念也特别洋化。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方面。并且，我认为是因为香港回归之后，香港人为找到自己的身份特殊认同（就是和大陆文化不一样的地方），反而更加洋化。

事实上，香港在中式的文化层面，比大陆更加古老，甚至更加传统。已经在大陆居住十多年的香港的文化人士陈冠中先生就曾说过，香港文言传统保持得比内地好很多，文言文写作一直保持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当时的情色小说都是用文言文来写的。

稍微深入地发掘一下香港的历史，就会发现，香港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延续清代学风。这也难怪，“五四领袖”主张白话文的胡适，对香港的“八股”教育非常不满。鲁迅也出言讽刺，“殖民地唱的是中国的老调子”。并且香港1971年才废除《大清律例》，男子才依法停止纳妾，所以香港尚有清代国族文化残余。

照常理来说，港英政府，尤其是香港总督看见大陆风起云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该更加支持才是，至少让沟通翻译更方便。相反，原总督金文泰（ Cecil ）与当时文化保守派更亲近。在辛亥革命后，香港文化的中坚力量，仍是是一帮有所作为的前清老太史们。而这帮老太史学识渊博，在国内已学术事功显达，实乃清末学者之中的佼佼者。这一帮精英隐居香港之后，他们义务教习港人古文，筹办书公众的中文图书馆，组织多个诗社，对香港的中文教育，必定是立下了汗马之功。

他们的活动则以九龙为中心。

一说到前清老太史，千万不要贴上，“落后”、“守旧”、“迂腐”的的标签，其实他们也是非常杰出的人物。当中陈伯陶、张其淦，吴道镕、赖际熙、区大典、伍铨萃、汪兆镛等等，他们遗留的学术著作，诗歌文章郧阳师专中文系，在当前都极具研究价值。对于当时的香港来说，他们可以算是文化风向标。实力，他们从来不缺。

其中如陈伯陶，光绪十八年壬辰科殿试一甲赐进士及第，即探花，受翁同龢极力推荐。若他没将“宣抚司”写成“宣慰司”，他就是殿试状元了。这是什么水平呢？对比一下，是年科举，后来高升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才拿了第二甲赐进士，和遗民当中的伍铨萃齐名。广州陈氏书院，暨南大学的早期建设都有陈伯陶的影子。陈伯陶写《吴梅村诗发微》、《胜朝粤东遗民录》等等著作，在学术价值上，搜集资料之完备，分析材料之审辩，想必是比假大空胡适之要高得多了。

另外伍铨萃也极有意思，他也是在这一年光绪十八年壬辰科殿试赐二甲进士。据闻是年回去给他的一位佛山懂武术的中医师傅写了一副对联：“宝剑腾霄汉，芝花遍上林”。这位师傅就取其中三字，给他的医馆命名为“宝芝林”，想必大家也知道这位师傅就叫做黄飞鸿了。伍铨萃授官翰林院编修，又游历日本考察学务，任湖北省郧阳府任知府。辛亥革命，郧阳反正事件让他继任郧阳府首长，然而其认为从属二朝有失人格，毅然隐居香港九龙，与各位遗民往来，号“跫公”。

伍铨萃的文化水平如何？看看跟他同年拿下殿试一甲状元刘福姚和他私交甚笃，从刘福姚给他的信件就知道了：

今日拟请执事为小儿启蒙学问文章，藉瞻模楷，非止一日之光宠，知已有素，想不见却也。乞午刻贲临为幸。此请葆庵同年轺安。弟姚 顿首。

同年科举的殿试状元竟然要伍铨萃给他小儿启蒙学问文章，这可以表明伍铨萃的学问深得是得到认可。并且在京师新会会馆的时候，后来民国的国学大师，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就是跟从伍铨萃学习行文之法。陈垣水平如何？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当着胡适陈垣的面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

1925年至1930年，金文泰（ Cecil ）担任香港第十七任总督。这位被泰戈尔誉为：“我在东方遇到过最有修养的欧洲人”，在任上尤其衷情于中国的古典文化。他的到任已经距离中国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有六年了。但是，中国以白话文为载体的新文化应该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何况在香港还有一帮知书达理，学识渊博的老学问家们在这里活动，而赖际熙（1865-1937）还是金文泰的中文老师，金文泰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去支持这帮前清的太史们的。

金文泰的中文水平到什么程度呢。一来他不止对国文经典进行了系统的阅读，同时也喜欢粤地的戏剧歌谣。金文泰所翻译的广东地区的小曲《粤讴》（ Love Songs）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还作了导赏性的前言，足以让英国读者领略粤讴的情调。今天香港的青山禅院，还有金文泰书法"香海名山"四字，这也可以显示金文泰的国学内涵。

所以这样的一位英国总督，他上位之后竟然要走不是一条去中国化的路线，相反他是要大大的在香港普及中文教育，加强培养汉化的精英。他创办官立汉文中学（现名金文泰中学），还颁布了《中小学中文课程标准》，规定香港的中文学校与国民政府采用相同的“六三三”学制，以便让中文学校学生能够衔接到内地的学校课程。当今一些文字评论说金文泰政府有可能是因为出于奴化港人目标，所以才大力推崇中式旧学，肯定是不公允的。

香港总督金文泰书法“香海名山”

金文泰上任，也给老太史们送上一份大礼，即在香港大学设立中文系，前清翰林编修赖际熙担任全职历史教授，区大典担任全职经学教授。在此之前，赖际熙和区大典在香港大学只是兼职中文老师，所教的是中国经学和中国历史，还有比较传统的文辞写作。

赖际熙和区大典都是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进士，之前就一直致力于以港人的中文教育。区大典还兼职了官立男子汉文师范学校、官立女子汉文师范学校、官立实业专科夜学院的中文的教师。赖际熙当时就对设立中文系有非常积极的评价，谓：

“华文专科，果能成立。成学之士，专诣旁证，闭关之局既完，宏达之才是赖。大学因时成事，造就通儒。行见青年士女，学成致用。中西文化，参互沟通。万国邦交，实利赖焉。”

这可以看出,他对当时港大设立中文专科,是非常赞许的。

香港大学中文系建立的当初，足见清代学风。按照赖、区两氏的设计，课程分为经学、史学、哲学、文词、翻译五部分。每部分又细分甲乙。如经学甲类为普通类，有四书、孝经、书经、诗经、周礼、礼记、春秋几门课程。经学乙类为专选类，有易经、书经、诗经，春秋三传及国语、三礼。又如哲学，甲类为子学，如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孙子、管子、韩非子、申子、杨子四门任选。乙类则为理学，如宋儒学案、元儒学案、明儒学案，好啊，不过现在我不在家，我可能外出游玩几个星期，文辞的课程则分为文字源流、文学史、词章、公牍。

比照于当代的大陆中文学科教育，这个课程设计实在是太过专业了，并且没有白话文教育，这对于研究是不利的。但这却偏偏是古代正统知识分子要学习的基本内容。后来，接任许地山出任港大中文系主任的马鉴先生评价道：

港大中文系院创设以来，赖焕文、欧大典诸先生的努力已引起一般人对中国学术的注意。而且建立了一个基础，诸先生所努力的，是要一帮学生除学文之外，对于经史有深切的了解。但是因为时代的关系，所用的方法还是偏重记诵之学，而尚未到研究的阶段。

但是放眼整个中国大学的中文教育，如果说还有一点旧学根底的，那必然非港大莫属。赖际熙、区大典自1913年开始在港大从事中文教育，一直到1932年离任，足足19年时间，培养的中文人属于新青年还是旧学者可想而知。按照他们的课程设计，毕业了也是半个“秀才”。

有港大中文系的存在，至少香港的中文人才在旧学层面肯定是独树一帜。

前清太史对香港的中文公共图书业的建设

由于流寓香江，脱离了皇家藏书的旧翰林们很早就开始思索如何将香港作为一个图书的庋藏地。这对于中国文献的保护是有非常大功劳的。最大的倡办者肯定是陈伯陶，在中华崇正总会的影响下，他们所办的学海读书楼，开放中文图书给公众，并且也开坛讲学，影响甚力。同为学海楼会员的赖际熙，在香港大学倡办的中文图书馆（冯平山图书馆），也面向社会公开，并且只庋藏中文图书。在此之前香港并没有见到如此规模的中文书院出现。并且它的经营和影响，也得以在殖民地长期的发展下来。，

学海藏书楼是香港的私立藏书楼之始，事实上也是一个教书育人的书院，采用学海堂的学长制。陈伯陶、张其淦等人早年就读学海堂，师从岭南著名的大学者陈澧。广东学海堂来两广总督阮元设立，张维屏、陈澧等人先后担任学长，期间课士不计其数。或许陈氏在香港创办的学海藏书楼，就是想因袭学海堂而来。学海藏书楼里面，陈伯陶、何藻翔、区大典及赖际熙等为学长，赖际熙为义务司理，俞鼐副之。李海东为义务司库，何藻翔则每日下午讲学。

学海楼藏书有最基本的中国古籍丛书，如《十三经注疏》、《通志堂经解》、《皇清经解》、《古经解》、《小学汇函》、《全唐文》、《太平御览》、《武英殿丛书》、《海山仙馆丛书》及《广雅丛书》等等。由于它们属于大型清刻丛书，购置费用昂贵，必须依靠前清的太史们奔走于乡绅之间，筹集购书款项。在这当中还是可以看出一些老事知识分子的用心，在社会笑话方面可谓是不遗余力的。

有了这样一个藏书室，自然还要开班讲学，让这些图书变得实用起来。据闻当年课费每月缴纳15元，由学长指定阅读之书，学员则呈交读书笔记，由是批改。按照当年广州学海堂肄业生旧例，按经义、掌故、理学、词章分科命题，由学长分别讲解命题大意，限期交卷，分由各学长评定次第。文章优秀者文章较优秀者可以发表结集，并有一定的奖学金奖励。

需要知道，各位先生的批卷要比当下博导带研究生严格多了，必须逐句逐字的斟酌修改，以此达到规范和用语简洁的要求。笔者收藏有若干答卷，文辞流利。若是没有下过功夫，没法做出这样文章。因此香港的学海藏书楼，又是一个加固港人旧学根底的地方。

其外还有香港大学的中文图书馆，现在就叫冯平山图书馆。由赖际熙请香港商人冯平山出资建立。冯平山要求该图书馆永久作为中文图书馆，并且选址也要靠近大马路，方便公众使用。赖际熙征得港大同意，按湖广总督张之洞《书目答问》及广雅书院的藏书目录，选购经、史、子、集、丛五类必备之古书。如《武英殿丛书》、《粤雅堂丛书》、《广雅丛书》及《图书集成》、《册府元龟》、《学津讨源》等等。先后共购置约二三万册，成立香港大学藏书楼。该藏书楼这比学海藏书楼的建成要早一步。

这就得益于赖际熙的人际关系，他与乡绅关系尤为密切。每年给学童开笔点书、婚礼，祝寿，邀请赖际熙的不计其数，因此，赖氏的年收入光润笔费就已经过万。所以若香港没有一定的重文风气，赖太史不可能有这种收入。并且，移风易俗，即使当代中国还有这等学问家，估计也不能入士绅的法眼了。

在港遗民们的诗词和诗社

在港遗民，因为在辛亥革命前名声已显著于朝。居港之后，往往需要隐姓埋名，因此，他们留下的诗歌署名，都是“九龙真逸”、“永晦道人”、“永春道人”，，“跫公”、“闇公”、“寓公”等等，给考证工作留下了不少难题。

但是他们结社唱和，确实属于香港诗社的先声，这种风尚是在香港盛行不衰的。以至于现在香港的诗社林立，诗歌吟诵和创作的风气依然强势。没有香港诗社潮流，或许也就没有现在林夕等人。

关于这帮诗人们的兴致到底有多高？

辛壬之交（辛亥革命前后），陈伯陶卜居香港九龙。因登临九龙滨海之山上有磥河巨石，上书“宋王台”三字。经陈伯陶考证，这正是宋室南逃之后宋端宗驻跸之所，原名官富场，乃宋室行宫三十余所之一。这让他深感陵谷变迁，当年皇室行宫沦为异域，久经风雨洇灭。怀古凭吊之情顿生。丙辰(1916)秋，值宋遗民刘清叔生日之时，设酒招待在港遗民于宋王台上。有诗一章，有词一阙，概叹河山历劫。诸位遗民皆百感交集，纷纷和诗，有次其原韵之作。

遗民之中苏选楼则汇集35位同仁诗歌，合为《宋台秋唱》近百首诗歌。并且伍铨萃为之图。考之诸人如陈伯陶、吴道镕、张学华、丁仁长、张其淦、赖际熙、汪兆镛、伍铨萃等人皆为前清进士，科举有名。这样的诗人一旦集约起来吟咏风物，抒发一种带有政治性的感伤，足以成为九龙地区的佳话。

从中随手摘一篇吴道镕的诗歌看一下（陈伯陶那一首刚好影印不清）：

天风吹水迥灵槎，重云黯黮崖门遐。终古啼鹃怨落霞，眉端段苦上不干茶。龙湫千年亦帝家，崇台刻石森交加。旷代生感谁期牙，红羊历劫飞风花。山中尚荐东陵瓜，群仙杂遂来云车。白头吟望伤鬓华，高原空悔前途賖。

这里写的都是香港九龙石山上的景象，这种情也是和当时的心境相融合的。隔代千年感怀宋室危亡，转而叹息自己前路渺茫，可谓是真情流露之作。

又看张其淦之作：

海风吹断云中槎，幽人往来空谷遐。蹑衣径去餐流霞，龙湫井水尝新茶。飘零谁问帝子家，陵谷迁移风雨加。纷纷豺虎方磨牙，世外尚有碧桃花。再拜待献安期瓜，神旗逶迤降宝车。蕙肴椒糈扬芳华，城郭千年落路賖。

细心的人可能已经发现了，两诗的韵脚好像都是相同的。这是古人写诗唱和的一种趣味，原来陈伯陶有诗一首，贺新郎词一首。吴道镕，张其淦自然是对此进行和作，并且次陈伯陶作之原韵，也可以证明自己的水平。但在这种文字游戏的同时，诗歌也必须有内容，所以张其淦在此营造的境界是出世的。虽然张其淦的笔下也写了陵谷变迁，但其个人的灵魂与现世则比较抽离，像餐流霞、尝新茶这种神仙底事才是他现在的状态。

这些诗歌意象都是和千古帝王家联系了起来，而召集同人作歌的现场又像是和惨淡历史的一种错位。或许当下的人应该看看《宋台秋唱》的集子，看看在异邦人统治的地区，传统的文人可以如何写诗郧阳师专中文系，将情景融入弄弄的中华底蕴中去。至于陈伯陶原韵文字，有心的人自己查阅去吧。

辛亥之后的香港，社会动荡并没有内地强烈。反而让一帮崇古之士流寓于此，他们带着强烈的旧学自尊，甚至希望重振旗鼓，自觉担当文化重任。他们带给香港的绝不是五四之后的白话文，反而正是那些被五四运动领袖们想彻底铲除的旧学根基。

而经史坟典，诗词歌赋，旧之士人视之可以性命捍卫。只能说是一种文化所化，强行脱离必生苦痛。比之国内王国维在清华被视若异端而投湖自尽，香港，也算是这帮旧学士人的福地了。

后记

我在为我的博士论文《岭南琴学文献与琴史研究》搜寻资料的时候，就发现清末有一帮高雅的知识分子流寓到了香港。他们有一本集子，叫做《鹅洲技隐寿言》提到他们有古琴收藏，不过他们的名字都是一些字号，都是“永晦道人”、“永春道人”，，“跫公”、“闇公”、“寓公”等等。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其中一些具体人名字，但是尚不能一一对得上号。经过一番深入研究，发现这帮潜心归隐的太史们竟然在香港依然有为，并且集中的力量对香港的中文教育做过一番贡献。昔年的达官显要，并未如想象中的那样消沉，反而成为了香港的文化风向，这的确是值得发掘的故事。今日香港的文化面貌，其实有他们的一层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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