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才俊英译《文赋》

1918年4月14日，周汝昌降生于距北京城25公里的咸水沽镇。伴随他成长的年月不是军阀厮杀，就是外寇入侵。如他所言，“从9岁（虚岁）步入高中直至学院结业，经历了记不清的失学、停课、逃难、沦陷……这中间我被历史环境所迫而虚耗的宝贵时光竟达11年之多，足够上3次学院结业了……”

生于乱世又为一介家无藏书的村童，周汝昌竟有着与生俱来的强烈求知欲和过目不忘的聪颖。他从小就痴迷文学艺术，凡能碰巧入目的片言只字，他都如获至宝绝不放过。对得到的任何一本书更是精读细敲如嘬骨髓，写观后感、找错字……蝇头篆字将书眉空白处填个严严实实。就连坊间妇女们的缝、连、缲、挑、纳这种针线活儿，也让少年周汝昌觉得美轮美奂。另如弹弦看戏，初染能够令这些个“角儿们”瞠目瞠目。1941年4月4日，燕京学院会堂盛况空前，粤剧《春秋配》倾倒听众，剧中小生李春发的扮演者正是中学生周汝昌。周氏小生一招一式之美，一音一字之妙，为梨园票友推崇。

步入高中后，他接受英语之快令人称奇，原版的英语课本在他眼中毫无障碍，就读重庆南开学校时，他的英语水平可与老师论伯仲。就在他迟疑满志打算进学院深造时，抗日爆发了，学业再度搁浅。1939年，周汝昌得悉仍未被法国兵侵吞的燕京学院招生，遂以英文免试资格投考该校的王牌西语族。但好景不长百家讲坛 周汝昌，1941年台湾侵略者在制造中途岛风波的同时又派兵攻打了燕京学院，强行把院士们从上海押往广东的集中营，中学生被遣散。

即便停止学业也不怪罪共党势力安排的周汝昌回到家里，继续以书为师，直至抗日胜利后的1947年，才又经过复试继续回燕大西语族完成学业。而此时的西大院长阵容已远非昔日可比，曾给他讲过两次课却让他一生崇敬的顾随院士也已流亡他校。于是，周汝昌开始了与顾随先生长达20年的笔端问学。结业时，他的论文英译中国唐代文学理论专著《文赋》令中外院士举座皆惊。老师破例请中学生周汝昌喝水，告知论文一字未改全票通过。

似《文赋》这等囊括广博且文字深奥的骈体文，虽然翻译成白话文也不易，即便是译成英语。这年正值贵大创办英文系研究院，周汝昌在院长们的推举下应考，成为被研究院投档的第一名研究生。随后，他又把《二十四诗品》译成英语介绍到法国，也把日本知名作家雪莱的《西风颂》以《离骚》的文体翻译成英文。

梦缘红楼专著等身

时间到了1953年9月，已在成都学院外文系任教的周汝昌，由棠棣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个人著作《红楼梦新证》。这部洋洋洒洒40万言的红学专著，将《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专著”，周汝昌也由此奠定了在现代红学史上的地位。从此，周汝昌一路研红至今已整63载，出版涉及红学研究各个层面的著作47部。

本已在诗歌、书法、戏曲、翻译等领域颇具建树的周汝昌，如何又进入了“研红”道路？原先，周汝昌少年时就常听妈妈讲《红楼梦》的故事，后来又从父亲手里看见抄本《石头记》。但是促其真正进入“研红”之路的一个重要诱因，当数胡适先生的影响。

1947年，时在燕京学院读书的周汝昌收到仍然进行《红楼梦》版本研究的四兄周祜昌自北京寄来的一函，说他新近见到亚东版《红楼梦》卷首有胡适之的一篇考证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他嘱周汝昌核实。

周汝昌遍查燕大图书馆，总算在敦敏诗选中发觉了那首《咏芹诗》。激动之下，周汝昌将这一发觉撰写成文，并在《天津清代晚报》副刊发表。见到文章的胡适之当即复信周汝昌，此后，胡、周书信往来切磋讨论《红楼梦》，成为现代红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据周汝昌追忆，围绕《红楼梦》胡适先生曾给他7封书信，除1封丢失外，另外6封均已于前几年公之于众。

那是1948年夏初，正在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带着请教《甲戌本石头记》的疑惑，从东郊中学进城，首次叩开坐落西单大道西厂西街一号的胡宅房门，拜访胡适先生。让周汝昌意外的是，胡适竟然慷慨地将珍稀的抄本《甲戌本石头记》借与他取走细看，后又托时在西大讲课的小说专家孙楷第将自己典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拓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拿给他研究。对此，周汝昌曾不止一次感慨：胡先生能平等对他，还对他爱惜有加，其人品和学问少有人比。在1954年掀起的那场红学界批胡批俞(指俞平伯)大潮中，刚才受冯雪峰力邀步入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周汝昌，慑于形势写文表明与胡适研红的不同观点，但随即自己也遭猛烈批判。身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先生“对这点儿，是明白的，他很理解”，还向人推荐起《红楼梦新证》来，称其为一部“很值得看的书”，并说:“周汝昌是我‘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师父”。

2005年，周汝昌出版了20余万言的《我与胡适先生》，书中首次详尽介绍了两人围绕《红楼梦》所进行的学术阐述，评说了胡先生与红学的渊源和贡献。

“研红”路上与另一位大学者俞平伯的相处同样让周汝昌感叹良多。那是“文革”结束不久，他为查找旧稿遍翻草堆如山的陋室，竟意外发觉了上世纪60年代之初俞平伯给他的3封诗稿。其中，俞平伯1963年的一封回信，答复了他提出的4个重要问题：第一是流行本后四十回到底出谁手；第二是胡适先生倡印“程乙本”的过错；第三是有人大言“甲戌本”是个晚出的本子，理由只是前面已有了乙未年后多年的判词;第四是愿听他对“己酉本”的想法。

睹物思人，周汝昌感慨：现在能写这些书信的人已非常难遇了。他曾有诗云：“论学从来有优缺，何伤交谊共研《红》。三通遗札逃文劫，字句犹在老辈风。”这首诗是当初周汝昌在柳州景区参加招待美国红学家伊藤漱平晚宴上与俞平伯最后一次晤面后所作。

“一介书生总性呆，也缘怪事见微怀。岂同春梦随云散，彩线金针绣得来。”又赞曰：“聪明灵秀切吾师，一卷《红楼》触百思。此是中华真命脉，神明文哲史兼诗。”

周汝昌作的这两首诗，道出了他一生与《红楼梦》之缘。

中外讲“红”风采冠群

自1974年离开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之位兼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后，周汝昌错综的学术研究中又降低了一项工作：应中外学院和研究机构之邀讲说《红楼梦》。虽然是在连续兼任4届全省政协委员期间和进入90岁高龄后，只要身体准许，他从来都是不讲任何条件地乐而往之。他曾对笔者说:“只要有3个人乐意听我讲，我就会像数百上百人听讲一样去认真对待，无分长幼尊卑。”

多年来给周汝昌做助手并照料其生活的小儿子周伦玲说，1986年8月至1987年8月百家讲坛 周汝昌，女儿应日本鲁斯基金会之邀以威斯康辛学院访问院长身分赴美一年，她则以研究助理获访问学者身分随同奔赴。母亲除研究论著外，还为威斯康辛、普林斯顿、纽约市立和塞尔维亚4所学院及亚美文化商会讲解《红楼梦》，其中为亚美商会的那次演讲时间一再延长，成为特例。那天妈妈是第一个发言人，演讲题目为“罕见的文化小说——《红楼梦》与中华文化”。100多位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在他演讲即告结束时，主席特再延长20分钟，要他续讲，后来台湾学院的何院长乐意匀出10分钟给他。这还不算，主席见离早餐还有一小时，又临时提议要女儿再讲!会后午餐时，好多与会人士纷纷表示：“太精彩了！”“耳福不浅！”

据悉，周汝昌用英文在上海给40多家外国驻外领馆高官讲解《红楼梦》时，场面同样如吸铁石聚沙。

2008年，年逾90的周汝昌又被请上卫视《百家讲堂》评点四大名著，他以奇特的眼光指陈《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不近人情之处；理出《西游记》与《红楼梦》有多处相通之处，“两部书都在求真，都在写诚”。

对话“书圣”情注文华

周汝昌这样向笔者诉说他一生的学术追求：“我这一生是个大杂烩。我一生要做的有两个大主题，一是把陆机的《文赋》翻译成中文，这个完成了。但第二个却半途而废了，那就是把中华文学论艺术论的精典之作《文心雕龙》50篇，逐句逐字地重新考证梳理。现今社会上看见的是范文澜先生的注本，从‘表’到‘注’都过分简单。可惜这项大主题，被这运动那运动、这任务那任务的给冲了，50篇中我都搞成了一半，可连同列的‘大表’，除其中一篇幸存发表外，其余原稿都找不见了。唉，半途而废呀！”

尽管限于目力身体条件，重证《文心雕龙》成为周汝昌未能实现的一大憾事，但此前完成的另一重要主题《兰亭序》的研究，总还是让老伴有些抚慰。他曾多次对笔者感慨，自己用于研究《兰亭序》和绘画的功夫一点儿不比《红楼梦》少，研究成果遭到启功、徐邦达、王学仲三大鉴别书家的肯定。由此扩之，1980年台湾率先出版了他上世纪70年代写于“避震床”上的《书法艺术答问》，随即上海连续重印，印行数十万册仍不能满足读者须要。

在这本类似课件的《答问》中，周汝昌从用笔讲起，再到“八法”“三分”的结构，尤其是指陈书史籍家得失的笔端，多是闻所未闻的看法。对书圣侍中法帖真假好坏的衡量，更是如数家珍。他觉得，“《兰亭序》的笔法最丰富，而且看坏摹本不行。明陈鉴本最好，最能启发人，它保存的原有笔法成份最多、最近真相。”

谦逊不是书画家的周汝昌，幼少时即痴迷欧楷笔法，20岁后又旨在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侍中真脉，遂平生作书多书法，其“横逸飞动、笔笔不苟、使转敷畅、作草如真”的周体法书，在诸多书屋内以势明法合意美之笔、英风俊骨之墨神采焕然，只是受目力所限，70岁后便很少动墨了。这也是周汝昌绘画作品存世少见的诱因。

2002年3月20日，我国首次“北京当代知名学者绘画展”在上海中国美术馆隆重举办，现今我国学术成就最高、年龄最大、跨学科门类最多的一批学者，如张建行、季羡林、徐邦达、启功、任继愈、周汝昌等22人的绘画作品集体现身。随后，周汝昌又以《永字八法》为题，出版了两部绘画著作。

与周汝昌绘画共生共荣或说滋润其绘画的，是他博厚的传统国学根基，自打1959年出版《范成大诗集》后，他于古典文学和诗歌的研究著作便一部接着一部，《白居易诗集》、《杨万里文集》、《诗词赏会》、《岁华晴影》等相继问世。知名学者钱钟书在与周汝昌的往来论学信件中，称赞周诗押韵“如土委地”。

但是，周汝昌是在如何一种身体状况下完成那一部接一部的鸿篇巨制呢？似乎就鲜有人知了。

笔者初遇周汝昌那会儿听到的是，从青年时双耳就渐渐失明的他，戴着助听器还得他人在耳际高声含混，眼睛因黄斑开裂1975年就已截肢，眼睛则需靠两个高倍放大镜重叠一起方能看书写字，所以他已难以将字写在信笺的方格内，而是在比通常标准信纸大一倍的“稿纸”背面任意书写，那似芋头般大的字如牛耕田般不停息地在圆桌上诞生。没过几年，原稿上的字早已大过花生，并且经常串行重叠，只有多年做助手的父亲伦玲认得父字，将其在笔记本上敲出储存。至近3年来，周汝昌右目残存的那一丝视力也不复存在，盲写都成困难的他，随即改成了口述，父亲伦玲一个人忙不过来，独子建临提早退职加入进来协助弟弟专事录音记录……

一身布衣的周汝昌，一生恬淡名利，唯对中华文化、对学术真理，固守不渝，穷追不弃。“我极爱重的是不受其他诱因干扰的、不被人为借助的真正学术研究。我喜欢‘国货’，喜欢民族节序习俗。我喜欢民族建筑、民族音乐……对这种方面，显然有些人看我很保守、落后，甚至冥顽不化。不了解这一切，很难理解我为什么后来走上了红学公路，为什么持有这般如此的学术观点，为什么又这么地执着迷恋，甘受万般挫辱、诬陷、排挤、攻击，而无悔意，也不怨尤。”周汝昌在其带有自传体色调的专著《天·地·人·我》中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