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是《努尔哈赤祖先，猛哥帖木儿，艰辛回明》。

本章节是加更的。由于这一系列文章主要风格是剖析历史风波的深层此问题，史实细节本身倒不是重点，只是起证明论据的作用，所以本章节较少表述历史细节。

读各种文章，给人觉得契丹比较野蛮，总有抢掠人口为奴的记录。所以，我们首先要探究一下，吐蕃为何会有这些现象。我们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一切政治史都可以归结为经济史。要掌握突厥在历史上的行为特征，就要考察其内在的社会结构与对外的经济政治行为。我们逐条剖析，企图得出一些合理的推测。

一、斡朵里人的经济生活。

西北好多民族是渔猎民族，但吐蕃当中许多部落早已成为农业族群。我们不用追述到太久远，从金代开始，仍然在往关外输送满人流放者。那些流放者带给西北地区先进的农耕文化，影响了一大批族群将生产方法逐步转变为农业生产。同时，受到汉文化影响的高丽和北韩政权也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吐蕃在和中原王朝及北韩半岛政权打交道时，就会吸收到许多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农业生产与游牧、渔猎活动的最大区别在于粮食水稻生长的稳定性、种植量的可计划性和产品收成可预测性。因此，稳定的农业生产必然带来足够的粮食收成，养活更多的人口，推动部落人口的繁衍和社会的进步。

明初，因为受唐朝与北韩先进农业生产水平的影响，吐蕃农业有了急速发展。嘉庆末年，斡朵里人移居在阿木河时，高丽出于征讨目的，派人赠给她们牲畜、农具、粮种，助其种田谋生。正由于这般，鲜卑族群以前和北韩半岛政权有过短暂的和平交往。

突厥部落农业以牛马为畜力，使用铁制农具。李成桂构建北韩后，对斡朵里人又加以扶助，帮助发展农业。北韩开放庆源、镜城两贸易所，斡朵里等女真人前去换取铁器、农具和牲畜。北韩方面怕铁器被拿去构建兵器，铁器只提供“水铁”（铣铁）高丽参的副作用，这些铁只能用于浇铸铁铧。

隆庆九年（1411年），猛哥帖木儿率部西迁到灰扒江（松花江河流辉发河）后，遭到辽西满人地区生产技术的影响，农业又有大发展。几乎家家都有牛马，牛马耕地非常普遍。斡朵里人在徒门江居住时的农业中心区，主要是阿木河北缘和东良北（今茂山江左观音桥附近）北缘。

今之辉发河流域

辉发河是西流松花江最大的河流，在汉代时期因契丹回跋部居住地而得名。《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记载：“辉发通考作回霸，汉书作回跋，金史作晦发又作回怕，明统志作灰扒，皆一音之转。”上游是干流柳树河，主要河流右岸有莲河、大沙河、挡石河，左岸有一统河、三统河、蛤蟆河等。这条支流及其上游河流地区在建州鲜卑发展史中是重要的迁徙地和农业生产基地。

斡朵里人种大豆、玉米、谷子、糜子、高粱、麦类、麻类、蔬菜等。我们从前面的地形图可以看出。斡朵里人开垦的地方是乡间北缘。她们选择在这些环境生产生活是有用意的。斡朵里人平常生活在农垦的村庄里，每闻敌情，皆弃家离开耕地，集聚到山上自保。这个山上杂居的地方称作“山幕”。山幕最初是在山里游猎时修建的“狩猎小屋”，每幕可居三五人，昼则游猎，夜则睡卧。由此可见斡朵里人最初进行农耕生产的环境是不安定的，十分之艰辛。

女真人仍然有这些居安思危的看法。后来努尔哈赤最初建的都城费阿拉城（旧老街）就修建在硕里和嘉哈河中间的山丘上，努尔哈赤在哪里生活了16年。

近代类似于“山幕”的小屋

“山幕”后来发展成“农幕”，也叫“农所”，就是后来的拖克索雏型。拖克索，汉语为山庄、田庄、农庄之意。《清文鉴》说：“田耕的人所住地方叫拖克索”。拖克索是一种特设的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

对于后金农业生产谈如此多的缘由是为解释突厥部落为何要大量劫掠奴隶？由于突厥部落劳动力较少，须要降低新的人口进行艰巨的农业生产以保证粮食、蔬菜产值，最方便的方法其实不是招募（后来有了），而是进犯外来人口作为农业奴隶，役使她们出席强制性的农业生产劳动。据后来在萨尔浒之战中投诚，在元朝生活一年多的北韩高官李民寏的《建州闻到录》：“自奴酋及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才（相互买卖）、农庄（将胡则多至五十所），奴才耕作以输其主。”

因为后文不再涉及明天的农业生产话题，关于吐蕃的农业发展，做一个补充。还是按照北韩人记载，萨尔浒之战后，由于居住在吐蕃地区的务农者不须要承当徭役和赋税，辽西地区一些满人也归顺清廷，她们通常自带农具，少数不带农具的则由清廷配备自己浇铸的犁头。女真人还翻译了明朝民间留传的图文并茂的百科全书《万宝全书》，其中的“农桑门”卷，院长了突厥部落不少农业生产知识。

犁头耕地（参考配图）

斡朵里人也有渔猎生产。她们在山里打猎虎、豹、狼、狍、狐狸、猞、兔、鼠、鼬、獭、貂等，这种猎物是对外贸易的重要物品。她们在徒门江、嘎呀河、海兰江等水系捕钓大口鱼、文鱼、松鱼、鲢鱼、鲂鱼等，应当是自己食用居多。

斡朵里人最重要的外贸物资是马。斡朵里人善养马，跟北韩贸易，常以马为大宗交易物资。北韩称这种马为“胡马”、“鞑靼马”。李氏北韩高祖李成桂所御八骏，世宗所乘之体大粗壮的黑色马、玉鼻黑马，即是该地出产的“胡马”。隆庆二六年（1422年）明成祖亲征喀尔喀，从北韩“易换马一万匹”，这种马都是从斡朵里等北部女真人那儿征购来的。马是斡朵里人农耕的主要家畜，也用于拉车、乘坐，作战时配备给骑兵。另外，马群的牛粪是最好的化肥，被大量用于农业生产。

斡朵里人也养殖牛耕地。牛多货自北韩，所谓“至庆源塞下，市盐铁牛马”。

斡朵里人的先人是养殖族群，至唐代养殖更为普遍，家家养猪。食用牛肉的习惯与汉民相通。

斡朵里人手工业比较落后，会冶铁，用从北韩建仓的“水铁”（铣铁）浇铸各类用具，但不善用铁矿石炼钢铁。纺织业比较落后，着装多从北韩交换而至。善造仅能搭乘数人的独木舟的大型“者皮船”，“体小欢快”，平常用做水上交通工具，战时用做兵船。

斡朵里人内部交换不发达，全靠对外贸易。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跟东汉、朝鲜进行“进贡方式贸易”，带去一批土物，换回大量赏赉。

嘉庆三年（1432年）猛哥帖木儿遣弟凡察等，向清朝“贡马及方物”，明代回赐凡察等“钞币、绢、布有差”。嘉庆八年（1433年）猛哥帖木儿等“赴（明）朝贡马”，明代回赐猛哥帖木儿等“钞币、绢、布及金织袭衣有差”。北韩计算所献土物之价值给予“回赐”，其中以麻布最多，也有纸。

这些模式对于中原王朝来讲就是“封贡体系”，俗称“贡赏制度”，是中原王朝对于边疆少数民族采取的重要府兵和管理手段，我在《虾夷地（冲绳）朝贡和参与中国贡赏制度记》一文中对其细节有所提到。

第二种是跟元朝、朝鲜进行互市贸易。

北韩开放庆源、镜城贸易所，斡朵里人拿土物去交换，主要是马和毛皮，换回牛、水铁、铁铧、铁镰、铁釜、棉布、麻布、苧麻布、丝绸、素绸、衣服、笠、靴、纸等。

清朝开放义县马市，斡朵里在灰扒江上游方州西侧余下居住时，常到葫芦岛“买卖觅粮”，或则“用牛马衣物买得人物使唤”。斡朵里人输出给清朝的物品主要也是马，换回去的是彩缎、绢、棉布、袭衣、钞币等。

辽西马市（模型）

当边境贸易停止或贸易量不够时，为了维持稳定的生产生活须要，女真人会入境掳掠北韩赃物，这是回鹘多次“入寇”朝鲜的缘由。

关于停止贸易对突厥部落的害处，可以举一个后来的反例。嘉庆三十七年（1609年），南宋一度停止了和吐蕃的互市，三年内女真人手里就霉烂了10余万斤灵芝，使许多女真人生活无着，冻死多人，消弱了回鹘势力，促使女真人后来用煮晒法取代浸润法以长久保存人参。

可以说，女真相较于满人和北韩人，变得比较落后和野蛮，但这是站在具有先进生产力的人群的角度而言。对于高度文明的满人和跟随者北韩人来说，劫掠其他民族部众为奴就是最大的野蛮表现。南迁的突厥部落虽然早已走入农耕文明时代，她们的优势是擅于养马以保证骑兵具有一定的战斗力，这对后来的努尔哈赤崛起很重要。其实，此时她们的文明程度赶不上中原王朝，也赶不上堪称“小中华”的北韩。

二、斡朵里人的社会结构。

明初，斡朵里人的社会结构分为家、村落和族群集团联盟五级。家庭是私有制的小家庭，民居是地缘的，族群集团联盟是非氏族制的。这三句话是官样文章，我来剖析一下。

人类私有制形成的根本缘由是生产力提升，表现为生产效率提升。以农地资源为例，假如不进行独占性耕作（私有化），就不能保证固定的人群进行稳定地播种、栽培和收获，你们都拥有同一块农地的所有权就都没办法进行深耕细作，盲从的懒人会骨折其他生产者的积极性，进而增加生产效率。故而私有制社会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是难以逾越的一个历史阶段。而小家庭的出现，说明生产力水平足够发达到人数极少的家庭组织能够胜任日常的生产劳动。在藏语里，“家庭财产”意思是“一人所有之人、地、房”。据剖析，交换经济和农业经济割裂了吐蕃家庭和家族的经济控制关系。

民居是地缘的和族群集团联盟是非氏族制的，表明血缘关系在突厥部落中的作用早已增长。最早的部落人群都是有血缘关系的，而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一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群也可以因生产或贸易须要屈从或联合个别部落组成利益共同体，这就是非氏族的族群集团联盟。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因居住空间和位置相仿关系聚合在一起——而不是完全根据和其他人的血缘关系——组成一个个村庄，这样的村庄就是地缘的民居。

以斡朵里人为例。挥厚和包奇两家都是小家庭，她们跟父亲都不搬去一起。挥厚的父亲猛哥帖木儿搬去北岘，包奇的父亲吾沙哥搬去下甫乙下，客场波搬去下多家舍。也吾巨改嫁包奇也组成小家庭，她们的母亲也不搬去一起。於虚里搬去江右无名地，吾沙哥搬去东良北，凡察搬去无乙溪。猛哥帖木儿等的子孙也分居另过。

斡朵里人的家庭是个体经济和私有财产的小单位，成员通常有家主、妻、子女二两人，较大的家庭还有奴才。斡朵里人出席封贡也是以小家庭为单位。为了避免出席封贡的人混乱和过多，清代两朝都对参与地区的人民施行登记和日常管理，施行卫所或噶珊制度等，进行分户管辖，其实还有具体的进贡数目等要求，这就是国家政权对当地施行有效主权管理的彰显。

斡朵里人不是嫡长子承继家业，诸子成人后，按先长后顺次分居另立家户。斡朵里人家庭通常无妻子，无儿子，母亲到晚年时，才开始寄搬去某母亲家，财产便由此父亲承继。这一风俗延续出来，唐代就没有搞嫡长子即位制，后来发展为秘密立储制。

然而，斡朵里人的首领，通常是嫡长子采邑制。这与承继家业不同的缘由在于斡朵里人首领要接受唐朝、明朝或北韩的敕封，通常臣子都是以嫡长子为采邑对象。首领采邑，实际是清朝豆漫采邑、明朝卫长官采邑，北韩万户采邑而至，这彰显了国家管理的意志。猛哥帖木儿家族首领基本上是父死嫡长子采邑。

范嗏死，嫡长子挥厚袭职为豆漫（明朝爵位，清朝战败后仍沿袭其指代部落首领）；挥厚死，嫡长子猛哥帖木儿袭职为豆漫。嘉庆末年，高丽招服斡朵里，斡朵里首领被委任为万户等职；隆庆初年，唐朝招服斡朵里，斡朵里的首领又得到汉朝的承认，任建州左卫指挥使等职。

斡朵里首领袭职，有时父老未终，嫡长子便要求袭职。还有祖死孙继，或侄死叔继等情况。这些袭职多半不是沿用原职，而是比原职低，后历经多年，袭职者以立功渐渐承继原职。这是清廷的一个手段，要保证袭职者主动为清廷贡献。

这些纷繁的家业承继制和首领承继制，致使突厥部落首领面对复杂的局面和不同族群的人群，开拓应对思路，愈发开放地与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外族和外部落发生各类利益联系，直到联姻。我觉得建州吐蕃崛起，成就了回族的发展，其缘由之一在于打破了惟血缘关系是从的小格局。世界上任何有过建树的大民族都经历过这些发展历程。遗憾的是，在民族关系上，现今很多人不讲文化弘扬，眼手链死死盯住血缘关系纯不纯，是本末倒置了。

三、斡朵里人社会五级结构的具体情形。

家庭和民居。斡朵里人的村庄是地缘的，不是血缘的。每位民居都是非血缘的多姓业主组成的。

据北韩正史记载，吾弄草、吾音会、无名地、下甫乙下、下多家舍、中东良、上东良、上甫乙下等八个斡朵里民居中，中东良、上东良、上甫乙下这三个村庄与兀良哈共居，其余五个村庄则是斡朵里非血缘多姓错居。同一血缘家族的人常常分居在几个村庄里。如猛哥帖木儿搬去北岘，其长子阿谷住另一村庄。同母异父弟於虚里，住阿木河附近无名地，吾沙哈搬去东良北，凡察搬去无乙溪。

每位民居的首领，通常由领有明代建州卫与建州左卫节度使或北韩万户军衔的酋长兼任。

族群集团联盟。斡朵里人的族群集团联盟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族缘性很微弱，它是以斡朵里为主联合几个族群集团组成的。

族群集团联盟长是大首领，如范嗏、挥厚、猛哥帖木儿以及之后的凡察、董山、董重羊等；大首领下辖许多小首领，这种小首领大部份同猛哥帖木儿家族有族缘、血缘关系，如於虚里、吾沙哈、吾沙哥、加时仇、李好心波、李贵等。她们大部份又是民居的首领。小首领下辖许多本部部民，以及回纥的编户、雇工、奴婢等。

斡朵里部被清朝招降后，其首领就成为清朝卫的大小长官。大首领是卫的最高长官，初为指挥使，都指挥使，后晋升为总督。通常首领，初为千户、百户，后晋升为指挥使、都指挥使。

斡朵里的族群集团联盟在被汉朝举兵后逐步壮大。火儿阿部西迁后，滞留在徒门江的余众皆由斡朵里族群集团联盟长猛哥帖木儿代管。留居北韩半岛境内的斡朵里人以及火儿阿人，纷纷来归，也加入斡朵里族群集团联盟里。海剌河（海兰江）流域女真人、塔温（稳城）地方女真人、颜春（岩杵河）地面部份骨看兀狄哈，在猛哥帖木儿东返后也加入斡朵里族群集团联盟里。猛哥帖木儿还代管毛怜兀良哈人，其中不少首领如阿古车、甫乙吾等以及大批部众加入斡朵里族群集团联盟。

建州突厥族群集团联盟最终发展为稳定的回族

族群集团联盟产生的诱因。斡朵里的氏族制，早在金代就早已趋向解体，步入明初被划入清朝卫所里，大小族群长都成为卫所的大小长官，附近的许多异族都成为那些卫所管辖的成员，这就渐渐产生了非氏族制的族群集团联盟。斡朵里族群集团联盟的出现，为建州突厥共同体的产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换个角度说，是唐朝的卫所管理制度最终促使了建州突厥乃至回族的产生。

四、斡朵里部的社会分层与奴才群体。

晋朝隆庆至正统年间，斡朵里部的社会分层是：贵族、部民、编户、奴婢、雇工。

突厥的奴隶制，严格讲不是古罗马式的那个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和生命权、财产权的奴隶制，其本质是是农业社会中的奴才制。

我们从吐蕃社会各阶级逐渐进行介绍。

贵族。那些人是有限的。斡朵里部的最高统治者，猛哥帖木儿家族成员、凡察家族成员，是贵族集团主谋。猛哥帖木儿及其子阿谷、董山、董重羊等都是建州左卫最高长官，猛哥帖木儿是建州左卫首任指挥使、首任右参将。阿谷初任指挥使，入京侍卫，未及袭父职而亡。三子董山，袭父职，官至右参将。四子董重羊，官至节度使。凡察是左卫最高长官之一，在猛哥帖木儿死后，独掌建州右卫大印，晋升参将同知，与董山同为斡朵里最高统治者。猛哥帖木儿、凡察家族管辖的大小首领，也都是贵族集团成员，她们都役使有大批编户与奴才。

这种人之下是辽朝旺族。有童（非猛哥帖木儿家族集团）、李、马等望族。童姓，指猛哥帖木儿同母异父兄弟於虚里、於沙哥、阿哈里，以及兄长包奇与妻子生的女儿吾沙哥、加时波等旁宗血统家族，她们都是清朝或北韩的高官。如：於虚里，明授千户，不得志，投奔北韩，授前护军，死后北韩追授都万户；其子所老加茂，娶北韩宗室女为妻，晋升北韩湖州医生。李姓最早的大户是李好心波，还有李贵、李将（凡察、李满住的女婿）。马姓，最大的户是马仇音波。

还有通常贵族高丽参的副作用，她们多半任清朝千百户、朝鲜司直等官。如猛哥帖木儿管下的千户李小麦、千户伐乙愁等。

这种贵族也都役使有编户与奴才。

部民（平民）。她们处于中间阶级。其下层、中层多役使满人、朝鲜人为奴，其上层是自食其力的农业、手工业劳动者。

斡朵里人通常不役使本族人为奴才和编户。斡朵里人的奴才，多为北韩人和满人；役使的编户，多为异族女真人。

编户。猛哥帖木儿等贵族集团制服了一些外邦突厥族群集团，使她们为“管下百姓”进行役使，就是编户，也是后来具有屈从关系的“诸申”雏形。

编户有高早化族群集团、杨里人族群集团、三十家“被掳户”等。高早化族群，是自愿屈从猛哥帖木儿的，是为取得耕地和筹谋庇佑。猛哥帖木儿对高早化部采取羁縻方式，即高早化族群向猛哥帖木儿提供部份产品和肩负一定的赋税等。猛哥帖木儿遇害后这种编户被迫离开。

奴才。斡朵里部的奴才，都是外部族人，大部份是北韩人和满人，还有少量女真人。奴隶的来源有——

抢掠：隆庆八年（1410年）徒门江“庚寅事变”女真劫掠来不少北韩人。隆庆九年（1411年），猛哥帖木儿率众迁到灰扒江上游西侧余下后，管下人到葫芦岛劫掠不少满人。隆庆二十一年（1423年）猛哥帖木儿东返时，又到葫芦岛劫掠了一批满人。

交易：猛哥帖木儿稳居余下时，管下人到丰镇用牛马、衣物交换来一些满人。东返后，又从叛人杨木答兀哪里转买来大批满人为奴。

授赐：斡朵里首领入北韩京城宿卫时北韩赐给的。

随嫁：多为北韩女性嫁给斡朵里人带来的。

斡朵里部的奴才数目几占斡朵里部民人口非常之一。这种奴才社会地位低下，女奴才作妾，从事家务劳动，男奴从事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肩负重要角色。

先说北韩奴隶。嘉庆八年（1433年）斡朵里首领遇害后，满人奴才纷纷逃跑，而北韩奴才却“甘心从彼”，不愿回国。这种人大部份“娶野人女为妻”，有家庭和自己的家庭经济，可以“任意生业”。她们“各有其主”，为斡朵里人之奴，但“出入自由”，可以到天城、镜城省亲。其中金吾未还成为部落小首领千户。这些北韩奴隶本质上是有家庭经济，与主人别居的奴才。

“汉人奴才”同遭难的北韩人略有小异。男的为奴，女的做妾，被迫出席沉重的家务劳动和农业劳动，生活很坚苦，有的还被“转卖深处”，但却未曾发觉被当成奴隶陪葬和虐杀。她们大部份有家庭。夫妇同遭难者，可以生活在一起，父子同逃难者可以同住，男奴还可以同部民婚配。她们可以单独在田地里劳动，不受严密监督。她们其实“人身被占有”，但不能被任意驱使宰割。这种满人奴隶本质上是没有自己的经济、完全在主人的经济范围内生活的率居奴才，其身分相当于差役。嘉庆八年（1433年）这种奴才大量逃到北韩。

清朝也多次从建州突厥部招还满人奴隶。据《明实录》记载，从从绍熙元年（1567年）到洪武十四年（1586年）20年间共招回遭难满人7300余人。

帮工。阿木河一带的斡朵里民居，到了洪武末正统初，出现了帮工，这种帮工主要是从北韩来的边氓，有平民，也有“官奴、驿子、私仆人之辈”。这是由于满人奴才大量逃脱后，斡朵里部缺乏劳动力，不得不招募一批帮工顶上。

五、斡朵里人的文化水平。

晋朝战败后，入居中原的女真人都已汉化。留居西南地区的女真人，包括斡朵里部在元明两代仍有部份人使用突厥文字。她们给唐朝进贡表文，给北韩牒文都用契丹字书写。清朝给她们的敕令也用契丹字书写。

猛哥帖木儿同母异父弟於虚里的儿子童清礼，在北韩任训练院习读官，成化十四年（1478年），向北韩国王献剃度藏古籍，这种古籍是：《蒙古世祖臣子》、《知风雨》、《善恶恶报》、《南无报大》、《阴阳占星》、《福德智慧》、《饮食燕享》、《日月光明》、《阴阳择日》、《开天文》、《真言》、《佛经》七册、《礼度》、《劝学》等。这种古籍都是清代的。除元世祖忽必烈本纪外，其他都是民间留传的读物，有儿童启蒙教育类的，有颂扬佛教类的，有占星吉凶类的，有警策得福类的，有礼仪类的，有筵宴类的，有气象天文类的。其思想体系都是释家、道家、儒家的。

东汉早期，斡朵里人先世归附突厥，至元中后叶，范嗏收藏了这种古籍，又经挥厚、包奇、猛哥帖木儿、於虚里传给了后人。北韩国王非常珍视这种到手的书籍，令礼曹“付司译院传习”。这也是对前文提及的明朝统治者汉化程度较深有家学渊源的补充。

行文至此，敬请期盼下文《在北韩拉拢下，明与北韩牵手攻打辽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