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悲催的清朝一品大员，名叫叶名琛，是清朝在1849年至1857年广东地区的主政官，实授两广总督兼钦差通商大臣，封男爵，是清王朝300年中为数不多的汉人得爵者。

叶名琛是湖北汉阳人，从小读书很好，26岁中进士，随后一路升迁，在39岁时就做到了广东巡抚。他是汉人，也没有什么太强大的背景，他能上位靠的就是政绩。因此，叶名琛是清宣宗、文宗（道光、咸丰）时的能臣干吏，此言不虚。

当他做了两广总督后，时事已经不一样了。太平天国闹的太厉害了，不仅把两广地区的财政赋税都拿去了，还调去了不少的兵丁。广州城紧挨着香港，而香港已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割让给英国了，所以经常有中国海盗借助英国人的特权来走私谋利。

叶名琛把涉嫌走私的海盗抓了，因此引发了“亚罗号事件”，英军因此炮轰广州城。叶名琛手里没兵可用，只好借助于民团，携民意自重，意图向英国人施加压力。

英国人眼看着北京的皇帝朝不保夕，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江南的太平天国，因此气势越发嚣张起来。眼看打不过英国人，叶名琛就派了很多人到香港从事破坏工作。在香港，叶名琛还得到了一个利好消息：在黑海沿岸，俄罗斯军队大破英法联军，甚至俄罗斯军队攻入了英国本土，英国女王流浪到美洲寻求援助。

叶名琛得知了这样的重大情报，就想当然地以为眼前的英军不过是虚张声势。因此，就越发轻蔑他们。可是，叶名琛拿到的情报是相反的，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果是俄罗斯大败亏输，还塔上了一个沙皇。

叶名琛向皇帝打报告，想得到皇帝的支持，皇帝却不想理睬他。大清的亡国之患迫在眉睫，对叶名琛在广东地区惹恼了洋人感到很不高兴。叶名琛长期封锁海路，还造成了当地士绅阶层的利益受损，他甚至连答应给清王朝提供的军饷都难以提供了。

英军再次攻击广州城，缺少准备的叶名琛很快被俘虏了。作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他在衙役都跑光了的情况下，自己穿戴整齐，在广州府衙等着英国士兵来抓他。

他被捉上了英国军舰，随后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叶名琛原本以为是要去见英国女王，要跟她讲讲道理的事。当他最终发现，这件事永远只能是黄粱一梦。于是，叶名琛把从中原带来的米聊以充饥，在米吃完后，叶名琛最终绝食而死，效仿的是“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以此来全节。

叶名琛在加尔各答时，被称作来自清国的公爵，被当地民众所稀罕，可想而知他内心的怨恨和痛苦。最后，他得偿所愿，绝食而死。他临终并无别话，只说了句“辜负皇上天恩，死不瞑目”。

叶名琛的死不失悲壮，不过不食周粟的壮烈显然没有感动皇帝。在他的尸体被运回国内之时，咸丰皇帝对一生忠君爱国的叶名琛，没有一点恩典，家人只能将他草草下葬。

这个题干论述带有严重的主观抨击，被俘虏至印度的清朝两广总督名叫叶名琛，这位清末所谓的“奇葩”总督，实际上是封建专制社会下的牺牲品，他无力改变清末腐朽局势，被俘后还遭清廷抛弃，从英国战船押送至印度时，英国军官见到这位俘虏皆脱帽致敬，到达印度后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气节，最终以“不食异乡食”而活活饿死。

清廷的颜面、疆臣的原则有句话说出名要趁早，叶名琛是18岁的贡生、26岁的进士、38岁的广东巡抚，清朝能有此功名以及官职晋升速度的人并不多，可见他是封建官僚体系中的拔尖者。功名是刻苦专研学出来的，官职是专心剿匪混出来的，这也证明了他是非常契合封建社会游戏规则的人，敲门砖与垫脚石掌握的很到位，以至于“年未四十，超任疆圻”，当然，这也是他为官后期一些举动的决定性因素。

（叶名琛）

先来看看两广总督耆英是如何处理广州绅民“平英团” 的三元里抗英事件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对英开放五口通商，非常有骨气的广州人就是不让英国人入城设领事馆，所以组织了民间的抗英斗争，时任两广总督的耆英两头讨好，一方面不敢强行镇压粤民，以免扣上卖国贼的罪名，一方面又不敢与英国决裂，怕误了通商大计，于是暗许英国人慢慢解决，期限两年。这就是典型的清末封建官僚处理问题的方式，谁都不得罪，把事往后推，推给下一任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

（

耆英与李鸿章）

“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中外绥靖，可以久安，实深嘉悦！”——道光嘉奖诏

果不其然，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徐广缙代替了耆英，英国人觉得两年之约恐要破产，于是干脆将军舰开进珠江口，准备威逼这位新任代理总督，但徐广缙不是软柿子，迎合着粤民的抗英热潮，硬是组织起了10万余民兵，架着各种规格不一的船支围住了英国军舰，英国人人虽船坚炮利，但也抵不住这种狗皮膏药式的人海战术，时任香港总督的英国人文翰就此认怂，答应了修改条款，不再入城设馆。这件事上，时任广东巡抚的叶名琛就是徐广缙的最佳帮手，一手策划了这个让道光皇帝欣喜、扬眉吐气的强硬方案。

首先，叶名琛也立场上非常坚定，因为《南京条约》中没有让英国人入广州城设领事馆的相关条款，如果英国人进入广州，那么他这个广东巡抚也会背上卖国贼的骂名，更会让清朝的主权进一步丧失。其次，叶名琛是从招募乡勇剿匪起家的主儿，在英军入珠江口时，他便发以自己的“对口专业”募集兵勇，为下一步的强硬态度奠定了实力基础。所以说叶名琛帮助徐广缙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是以大清疆臣的身份捍卫国家主权，为清廷争了面子，也顺应了当时的民心。为此，道光帝赐其男爵，这在汉臣里算是非常高的嘉奖了。

“六不总督”难为无米之炊到了1856年，“亚罗号”事件爆发，叶名琛这种在清廷“体制内”成长的官员，最懂得按规章办事，处理亚罗号事件也不例外，他的原则就是严格按照“大清律”和“国际法”办事，这艘挂着英国人“羊头”的非法船只必须要受到查办。英方作为这艘商船的保护伞，当然要为幕后老板撑腰杆，1000两白银的保护费也不是白交的。叶名琛在船上查扣嫌犯12人，而英国方面不仅动用香港总督协调，还以海军司令部出面威胁，继而威逼放人，并令叶名琛道歉。经多轮谈判周璇，叶名琛迫于英国海军的实力，只得将扣押的12人全部释放，但他坚持拒绝道歉，这一点上仍然是捍卫清朝的司法颜面。

“叶总督有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了的年轻英国领事的蛮横要求。他说明了捕人的理由，并对因此而引起的误会表示遗憾，同时他断然否认有任何侮辱英国国旗的意图。”——《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

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正是叶名琛的不道歉行为，所以说这个事件无论叶名琛怎么处理，这场战争都是蓄谋已久的，若果责怪他处理“外务不利”实则有些委屈。当英国军舰不宣而战，炮轰广州城时，叶名琛的处境相当被动，他只能发布告示，以“英夷攻扰省城，伤害兵民，罪大恶极”来点燃民族情绪，力图向领事馆事件一样招揽民众进行抵抗。由于领事馆事件中英国的认怂，所以他在时局判断上表现出滞后性，毕竟英国人也不会告诉他我就是动真格的要开战了。所以他认为英国人“未尝不惮粤民之悍”，从国家层面讲，他并没有向朝廷提出组织正规军力抵抗，意在保存实力。

不战、不和、不守

最重要的一点则是清廷的态度，早在道光还在时，就对洋人挑衅东南沿海时发话“朕恐濒海居民或遭蹂躏，一切隐忍待之”，这是清政府为处理洋人关系时定下的基调，叶名琛的“不战”罪名就是来源于此。处理国际关系时，以民间的力量做局部抵抗，会给国家间的外交留下回旋余地，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如果上升到国家之间的宣战，那么就只有事态升级这一条路。所以叶名琛的“不战”是符合当时清政府态度的。

炮轰广州城在后世回望时，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开端，但对于当时事态来看，清政府可能会有调停或者谈判的意向。而战端刚起，叶名琛只深悟清廷态度，没有动用官方军队，而是发布告示，明码标价“三十两一颗人头”，鼓励民众杀敌报国，所以处在是战非战的状态。加之清政府也未明确指示对英态度，叶名琛一个两广总督也无法做到求和，只能暂且“不和”。

之所以清朝的腐朽已经深入骨髓，是因为封建社会的迂腐到了无药可救的状态，叶名琛作为两广总督、体仁阁大学士，乃一品大员，在这种紧要关头仍以封建迷信做判断。他在总督衙门里设了“长春仙馆”，广州炮声一响，他按规矩向朝廷奏明事态，陈述对策后，便走向仙馆问计于“吕洞宾”、“李太白”两位大仙，得神仙占语“十五日无事”，故而有了“不守”的高枕无忧。

所以在战争爆发后，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军事现象，那就是民团成为保卫国家的主要力量，他们奋不顾身的自杀式袭击英国军舰，火烧英国军营。而广东水师则成为配合性质的截击英国军队补给，且仿佛很有战略意义的直捣英军驻地。不过这种民团骚扰、正规军打补给的战术在前期有所收效，法国人本是受邀合战，见到英军被折磨的疲惫不堪，干脆退出战场。

但叶名琛终究是独木难支，他起初控制新安对香港的资源补给，通过贸易手段控制商人向香港运送食物、淡水和煤炭，这对香港英军来说打击不小，但也为随后的广东士绅财力吃紧造成影响，以至于民团乡勇无钱支撑。而在情报方面，信息的闭塞是导致他对时局判断失误的关键，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本大胜俄国，而他得到的情报却是英国大财，故而判断英国无力再发动大规模对华战争。反而英国人的情报却相当准确及时，当广州陷入僵持时，英国准备沿海北上，却得知广州城内民团财力吃紧，广州城内已成困局，叶名琛的高枕无忧实际上是一出“空城计”，这就坚定了英国全力攻打广州的信心，加上广州巡抚柏贵叛变，英军随即轻松拿下广州城。

不死、不降、不走

“叶名琛业经革职，无足轻重。使该夷无可要挟，自知留之无益”。——《清史稿》

广州被攻占后，叶名琛并没有自杀谢罪，这一点被清廷认为是没有尽到臣节的，这也是清政府强加到叶名琛头上的罪名。一方面是清廷责怪他处事不利，导致开启战端，是误国误民的行为；另一方面是担心英国会以叶名琛为人质提出不合理要求，所以在得知叶名琛被俘后，立即免去了他所有职位，并声称无足轻重，鼓励广东各地民众继续反抗，不用担心叶名琛的性命会受波及，从这一点看，叶名琛其实在广东民间的口碑是相当高的。

叶名琛虽未自杀，但他也没有逃离都督府，坐等着被英军俘虏，这便是说他“不走”的怪异行为。这在其后来自述以及诗文中得晓，他是想待英军俘虏后，遣送至英国，能够面见英国国君对峙“亚罗号”事件之公允问题。这也正反应了清末官员的天真，他直到被俘虏也没反应过来战争为何而起，仍想以封建士大夫的“正气”为清廷讨回公道！

作为英国一方，他们深知叶名琛在广东经营十载的坚实基础，所以在俘虏他之后想要扶持一个傀儡管理者，为战后管理善后做准备。叶名琛也正是出于忠君爱国的思想，拒绝投降，这也有了“不降”的评论。对待这个清政府抛弃而又不愿意投降的俘虏，留在广州反而成了生变的隐患，因此被押往印度。

在去往印度的途中，叶名琛自备干粮，不食英国人一口饭菜，只为活着见到英国国君，他在途中自称“海上苏武”，明爱国之志，这也赢得了英国人的尊敬，每个英国士兵见到他都会脱帽致敬，这在战争史上还属罕见。但他到了印度只是一个远离国土的囚犯，并没有可能见到英国国君，待干粮用尽，他也未尽国外一粒粮食，最终绝食而亡。

综上可见，叶名琛这个“六不”总督是腐朽封建王朝的牺牲品，他在传统礼教中构建了士大夫那一套世界观、价值观，也保留了封建守旧思想中顽固不化的特色，这种时代造就的官员本就难以面对洋人的船坚炮利，他只能以愚忠捍卫最后的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