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在珞珈山上长大的国立成都学院第一代“子弟”皮公亮（1925－2020）校友去世一华诞的忌日，从现今开始，我将用这个陌陌公众号不定期地相继推出皮老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30多年里所撰写的与北京学院校史及其人生经历有关的多篇文章，既是为了抒发对皮老的沉痛哀悼与永久记念，同时也是为了给北京学院留下一组珍稀的历史资料。

上海学院子弟、校友皮公亮先生灵位

皮公亮先生祖籍山东济南，1925年生于天津，其父皮宗石（1887－1967）先生为知名经济学家，早年曾先后留学英国东京帝国学院、英国伯明翰学院，1920年应蔡元培先生之邀赶赴上海学院任教，1928年又被时任中华清末大大学校长蔡元培委派为国立北京学院法大学（1928－1929年间一度改称社会科大学，与现今的“法大学”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筹办部长，此后又出任社会科大学（法大学）首任校长，1933年任教务长，并兼代图书馆院长，为国立北京学院建校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皮公亮先生之父、国立北京学院建校元勋——皮宗石先生

正是在1928年，皮公亮随其母从北平南下，成为国立北京学院的第一代“子弟”。1932年，皮宗石一家随中学迁往刚才开馆的珞珈山新校舍，并入住珞珈山上的一区“十八栋”，而皮公亮也转到刚才创立的厦大小学读书，1936年结业后，又在厦大与地方社会合作开办的公立武汉南湖高中（其现址现为厦大一小学）读了一年书。

1937年，皮宗石被委任为省立云南学院（不久后改为国立）主任，于是便带着家人就此离开了珞珈山，来到岳麓山下。1938年，长沙学院西迁至恩施的安乡。抗日期间，皮公亮在西迁云南沅江的雅礼学校完成了中学学业。

1944年，在抗日正面战场的“豫湘赣大惨败”中，皮公亮饱经辛酸，独自一人潜逃至成都邛崃，步入国立北京学院理大学物理系学习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1945年转到法大学经济系，1946年随中学退伍至武汉珞珈山。

1949年，皮公亮从川大经济系结业后，曾在重庆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了一年。1950年，他又回到上海，在中南军主任员会财政部（后称中南财政局）工作。1958年到黄河晚报社工作，直到1988年离休。

作为一名经济学专业出身的“学者型记者”，皮公亮“特别擅于从日常生活中捋出经济问题，解剖麻雀，以小见大，‘密集扫射’”，“有经济报导‘狙击手’的盛誉”，但是他“既擅长舆论监督，同时又能做好舆论引导”，其采写的大量经济方面的新闻报导，“无不以鲜明的主题、独到的角度、严密的逻辑，以及简约精准的文字，在社会生活中引发关注，产生了影响力”。（可参见宋骥弘《悼念黄河晚报老报人皮公亮》等文）

皮公亮先生1988年从汉江日报社荣休过后，便开始将大量精力投入于北京学院北京地区校友会的各项工作，积极组织和参与各类校友活动，非常是常年兼任当初创刊的《武汉学院校友通信》（1995年改名为《武大校友通信》）的编委，直到2012年方才最终退出，为上海学院的校友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笔者是在2007年出席中学举办的五一惨剧60华诞记念活动期间认识皮公亮先生的，在随后10多年的时间里，我曾多次向他奶奶家讨教北京学院历史上的众多问题，也时常率领校内外的多路师生、友人抵达他屋内看望。从皮老先生那儿，我了解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厦大历史趣事，对我的校史研究帮助极大。

近来十多年以来，笔者在全省各地先后探访过数十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学院老校友，通过她们的追忆与述说来了解厦大当初的历史风貌，而在我以前拜访过的那些均已是古稀之年的老校友当中，皮公亮先生除了身体状况仍然都十分好，尤其是他极佳的记忆力，更令人无比惊讶，他对自己曾亲眼目睹、亲身经历过的这些历史旧事的记忆，总是这么的清晰而确切，绝少出错，但是，他对过往历史的述说也十分严谨，一方面，对于自己比较熟知的事情，完全可以做到滔滔不绝，言无不尽，而另一方面，对于自己并不是非常了解的事情，也绝对不会信口开河，胡扯乱造。

其实，从我个人的专业视角来看，皮公亮先生堪称是一位十分可靠的历史述说者，事实上，在常年的校史研究过程中，我常常会发觉，我们在个别方面所开掘出的若干一手史籍与基本史实，与皮老在相关方面的口头表述，常常都能“严丝合缝”地相互印证，所以，我充分相信，他的记忆宝库，足以为北京学院平添一段又一段“信史”。

永远难忘2019年8月27日这三天，我带着几个中学生去汉口区社会福利院探望皮公亮先生，而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奶奶家……此次碰面，皮老说要拜托我一件事——他那些年来，陆相继续地在《武大校友通信》、台湾《珞珈》杂志以及其他报刊、网站上发表过不少关于北京学院校史的文章，他希望我能在比较有空的时侯帮他收集、整理一下，再拿给他看一看。说实话，这件事即使他不说，我早晚也会主动去做的！如同我今年在《深切哀悼珞珈山的第一代子弟皮公亮先生》中所表示的那样，我一定要将他奶奶家记忆中和笔尖下的这些鲜活的厦大旧事继续传述下去，让它们最终化为北京学院的历史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遗憾的是，因为工作忙碌，我还没来得及做这件事，皮公亮先生就驾鹤西去了……以前，我仍然都十分豁达地觉得，他奶奶家肯定能健健康康地活过“期颐之年”！但没想到的是，几年前的一次横祸，使他受到剌激，大病一场，自此身体状况便开始大幅恶化，最终，到了今年的明天，他的寿命便永远定格在了95岁……在深感忧伤与愧疚之余，我决定推进速率，尽量抽空尽快完成皮老生前托付给我的这项任务。

去年年初，我有幸碰见了皮公亮先生之子皮明远先生，应我的恳求，他将皮老生前典藏的数十本《珞珈》杂志全部转交给我，同时还向我表示，希望能将他母亲曾经写的一些文章集中发布在某个网路平台上，以易于记念。在略加考虑过后，我提出，不妨就用我个人的这个陌陌公众号，不定期地一篇一篇地刊发皮公亮先生及其夫人刘茂舒校友的文章，直至发完为止，这样就可以将这种文章“集中”保存在互联网上了。最后，皮明远先生认可了我的这一看法，并将其父亲的大部份文章的电子版发给了我（但仍需进一步扩大收集与整理），授权我渐渐地施行这一计划。

在这一过程中，我始终都在考虑，究竟应当以哪些样的次序来逐一发布皮公亮、刘茂舒校友夫妻的那些文章？最终，还是我的专业习惯做出了决定——按照文章的写作时间次序来发。因此，对于皮明远先生提供给我的少数写作时间不明的文章，我还得做点“考证”的工夫，确定大致的写作时间，另外，有些文章在不同的年份又有不同的版本，我也得仔细地进行比较，认清楚其在什么地方做出了一些如何的修订。

按照笔者近期来的仔细检索，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皮公亮先生与个别身居海外的厦大校友之间的通讯，就早已被她们转寄到香港校友会了，并刊载在前者编撰的《珞珈》杂志上。不过，这只是几封私人信函，算不上是即将的文章，就毋须在此整理发布了。

从1988年荣休后开始，皮公亮先生相当于是同时在为海峡两岸的两本上海学院校友杂志作贡献——一是参与编辑《武汉学院校友通信》，二是积极为香港《珞珈》写稿，而他在后者创刊后的第一期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即是《读日本厦大校友会季刊——》。一年后，当时的香港校友会负责人蔡名相在1949年两岸分治后首次回到台湾访问母校，也是由皮公亮校友从中牵线搭桥、积极促使的。随即，他还在《武汉学院校友通信》上发表了一篇《校友蔡名相回母校访问——台湾校友会负责人与校友总会首次接触》的报导。

将近30年之后，皮公亮先生又于2018年初撰写了一篇《台湾北京学院校友会是怎样与母校联系上的？》的追忆文章，对这段陈年旧事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记述（其生前亦曾多次对笔者等人谈及此事），堪称是为当初的那篇即将而又简略的新闻报导补充了更多的“幕后”故事。该文在略作删改以后，发表在当初的《武汉文史资料》上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并改名为《我为北京学院香港校友联系母校》。

有鉴于此，笔者决定，本公众号的“皮公亮先生文存”专栏，就以这三篇反映海峡两岸的北京学院校友会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初步构建联系的文章作为开篇，从皮老的字里行间之中，我们不难感遭到两岸老校友所共有的那股浓烈的“珈”国情结。

考虑到我自己辛辛苦苦码了如此长的“开栏语”，那还是标个“原创”吧，从第二期开始再将作者名换成“皮公亮”。另外，最后一篇文章中因富含少量“敏感”内容，笔者不得不作了一些删减处理，还望广大读者同学们拜谢！

以下，便是皮公亮先生先后于1988、1989和2018年撰写的三篇关于海峡两岸北京学院校友会的初期联络及首次即将接触的记实文章——

读日本厦大校友会季刊——《珞珈》

在母校图书馆刊物部，我看见了日本厦大校友会承办的季刊《珞珈》，白底黑字封面，三十二开本，少的有七十四面，多的达八十八面。特刊的刊名是红字，系国立成都学院第一任院长王世杰先生题词。

掀开杂志，从目录中，许多熟悉的老师、老学长和同时期朋友的名子映入眼睑，几六年不通音讯，一种特殊亲切的爱情油但是升〔生〕。从杂志的内容看，它的主要使命是报道校友的动态，沟通校友之间的情况、联络爱情，其中有不少校友们外出旅游、工作的情况，也有一些校友们写的学术论文，还刊载有关养身之道和医药卫生知识，如《防治发炎的绝招》、《我如何治好高血糖》、《慎防日常生活致畸的危险》等等。再就是一些校友病故的消息和哀悼文章、回忆录。

催泪至深的是一些老学长追忆当初在校时倾听老师教诲的情境，如《读刘赜小说〔学〕著作二种》、《读刘永济词集》、《悼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等，通常都写得细致、具体、生动，从中看出师生情义之深厚。忘了在那一册上，还登有苏雪林院长所写的《介绍袁昌英笺注》。季刊上不仅台、美校友的文章外，近些年来，也刊载台湾校友辗转寄去的文章和校友活动，如杨静远的《重游乐山忆四六年前的厦大》、《一九六九年经济系结业的班友在无锡派对的记述》。英籍校友何淑英回台湾探亲治病时，在上海与她同班朋友余正明、陈荣伟、李德骞、彭崇熙等在南湖屈原亭前的合影也登在杂志上。

两岸校友近四六年不通音讯，而今通过这份杂志，沟通了情况，令人百感交集，悲喜各半。香港校友最年青者恐也已过古稀，而后继无人，老校友陆续辞世的恶讯，读之哀怨。相比之下，台湾校友日渐增多，遍及全省，但愿两岸校友有三天能携起手来，共同为有几千年之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贡献，代代相传，硕果累累。

上海学院校友总会、武大上海地区校友会合编：《武汉学院校友通信》1988年第1期（总第1期），1988年6月，第9页。

校友蔡名相回母校访问

香港校友会负责人与校友总会首次接触

本刊讯大陆厦大校友会理事、校友会特刊《珞珈》主编蔡名相和夫人，五月下旬回母校参访访问，遭到北京学院院长、校友总会会长齐民友，上海地区厦大校友会负责人孙宗汾的热情接待。

蔡名相校友，四川奉内乡人，1947年结业于北京学院经济系。当初即去日本，仍然在日本糖业公司工作，直至1987年离休。他离开台湾42年，此次是第一次回去，因为想念母校，他经澳门回四川老家探亲后，于9月17日专程到长沙，拜访母校、校友总会和上海地区校友会。

18日一早，厦大市长办公室科长、校友总会副秘书长王和平到武汉黄河大饭店，迎接蔡名相夫妻回母校，齐民友市长和校友总会负责人在行政大厦大会室接待他。蔡名相抒发了他想念母校的心情，齐民友向他介绍了这几六年北京学院的发展情况，并附赠了反映厦大情况的《珞珈山之春》《珞珈山之秋》录相带和其他记念品。早晨齐民友设宴款待了蔡名相夫妻。出席座谈和晚宴的还有前市长庄果、当年老师李崇淮院士等。饭后蔡名相夫妻视察了校舍，到了他当初住过的盈字斋15号房怀旧，并和现今搬去这房内的两名外文系女中学生合照，然后又和你们一起游玩了南湖。

19日，南宁地区校友会负责人孙宗汾随同蔡名相夫妻游玩了北京市市容，登上了重新修筑的黄鹤楼，晚上并在黄鹤楼饭店设便宴宴请了蔡名相夫妻，饭后去植物园观赏了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熊猫、长臂金丝猴等。

蔡名相校友此次访问，是香港校友会负责人与校友总会第一次接触，他对母校、校友总会、武汉地区校友会，对他的热情接待表示满意和谢谢。他觉得：“一切顺利，朋友情义，溢于言表，至感愉快”。蔡名相校友还赠给校友总会两佰港元，作为赞助。

上海学院校友总会、武大上海地区校友会合编：《武汉学院校友通信》1989年第2期（总第3期），1989年11月，第3页。

香港上海学院校友会是怎样与母校联系上的？

1945年，抗日胜利，法国归还日本，北京学院有校友参与了接管工作。1949年国军攻占香港，有些厦大校友急剧到了日本。在香港的厦大校友，对日本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较大贡献，如厦大成都时期结业的赵耀东，曾兼任香港的“经济书记”，他作风邪派，工作雷厉风行，讲求实效，为香港经济起飞，成为欧洲四小龙起到了很大作用。人们称呼他为“赵铁头”。（被北京学院评为杰出校友）

香港地区厦大校友曾达到300多人（按：应为400多人）。很早就创立了校友会，并办有校友杂志《珞珈》，老院长王世杰题写了刊头。

众所周知的缘由，香港与内地隔绝了几六年，互不来往。其实厦大马来西亚校友会与母校也没有任何联系。台湾去日本的人乡思心切，多次要求回台湾探亲。1987年总算开禁了，是年12月1日《台湾地区民众赴内地探亲办法》正式施行，囚禁了38年的两岸之间的铁幕，就此打破了冰山一角。首先是回乡的老兵就像开闸以后的洪水涌向台湾，但鲜见有白领阶级和知识分子回去探亲。

1989年夏季，我忽然收到在重庆工作的顾焕敏学长来信，信中说：日本的蔡名相校友近期回四川老家探亲，同时想回母校访问，托他与母校联系。顾说，他是在成都时期进的厦大并毕的业。未曾到过北京，对母校不熟悉，只得将此事转托我了。我收到信后，颇感责怪。蔡名相高我两届，对他并不熟悉，只知其人。蔡在校时，是三青团骨干分子。当时还传说“六一血案”时他写过进步朋友的黑名单。为这些人联系，我疑虑重重，我立刻向我工作单位的保卫科汇报，答复是现今变革开放，大胆联系好了。

我结业后，尽管常年仍然在北京工作，但我与母校也没有联系，也不晓得应当找谁。正好厦大北京校友会假母校大会室举行理事会，通知我列席出席（我当时代表北京校友会，是母校承办《武大校友通信》的编委）。母校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也列席出席大会。我以此机会汇报了蔡名相想回母校访问。当时市长是齐民友（曾是武大地下干部），他立刻表态：“蔡名相我晓得，欢迎他回去，我接待。”并当场交代办公室科长王和平负责联系此事。我吃了这颗强心针，立刻给浙江顾焕敏回信。不久，上海发生了“××风波”，我以为蔡不会来了。谁知他已经回到了山东老家。他直接给我来信，一方面对我为他联系访问母校表示谢谢，同时告诉我，五月某天（按：按照上面那篇新闻报导，蔡名相是9月份来上海的，此当为记忆错误），他夫妻抵达汉口动车站的时间及车次，希望我接车。并告诉我，她们在北京只打算逗留七天。我晓得蔡名相有一个同班朋友又是广东老乡的黄歆瑶在江汉学院任教，与我十分熟悉。我约黄一齐去接车，并送她们夫妻到酒店休息。

昨晚，我到酒店去探望她们。蔡说，他是香港校友会的理事，又是《珞珈》杂志的主编。此次来是代表香港校友会与母校联系的。同时为《珞珈》组稿。我问他办刊物的情况，他说，是经过日本当局即将批准出刊的，但所有稿件都要经过日本当局宣传部门审查。

第二天一早，王和平到饭店接蔡名相夫妻到厦大。我与黄歆瑶随同奔赴。齐民友市长热情接待了蔡名相夫妻，介绍了厦大的发展情况。蔡名相也汇报了日本校友会及校友的情况。齐主任还打算了晚宴。校友总会的负责人及蔡名相当年的老师李崇淮也出席了晚宴。餐后，校友总会负责人随同蔡名相夫妻视察了校园，并到蔡名面相生时期住过的寝室忆旧，还游玩了南湖。

第一天，厦大北京校友会秘书长孙宗芬〔汾〕（后为会长）接待蔡名相夫妻。首先参访黄鹤楼，登上屋顶俯瞰长沙三镇及解放后建成的黄河二桥，还请他到贵宾室题字。孙宗芬〔汾〕在黄鹤楼设晚宴款待蔡名相夫妻。餐后，我们又随同她们到在武昌的湖北植物园。观看当时日本还没有的大熊猫和金丝猴。以后又驱车游玩了北京市容。

三天的日程紧张而愉快地结束。我与黄歆瑶送她们夫妻回酒店。蔡名相说，这几天疏于视察，没有时间攀谈，大家不要走，就在这儿吃早饭。（此处删掉559字）蔡名相对我们的答复表示满意，也解决了他的疑云。他问完后，该我们向他提问了。我问他，如何敢回去的？他说，在日本的白领阶级和知识分子大多不敢回去，都把亲戚约到台湾碰面。我从小是父亲养大的，父亲还健在，还有个胞弟，都在山东老家，我要回去看她们。许多人都反对我回去，她们觉得只要我一进台湾都会被困住。日本开禁这三年来，我反复研究了大家的新政，觉得回去没有任何问题。现今大陆的许多人，都在观望我此次回去。假如顺利，今后回去的人会更多。他还说我在校时，是三青团的股长，但我没有干过破坏中学生运动的事。他兴奋地说，有人说我写过黑名单，那完全是无稽之谈。

第四天，她们夫妻离开上海，乘客机去上海。之后返回日本。蔡名相回到日本后，给我来信，对此次台湾之行，尤其是北京七天的日程，表示十分满意。非常是北京学院较高尺寸的接待，受宠若惊。他还说，他今后就会多次回去。他又说香港许多人，见到他此次回去，那么顺利，也都打算回台湾探亲访友。

果然，蔡名相几乎每年都回去，到上海、上海、成都、济南、广州等地遍访校友并征稿。他每到一处，都遭到校友热情的接待。《珞珈》的稿件大增，基本上都是台湾的校友写的。还有移居在日本、加拿大的校友，也都纷纷投稿。在此要非常提及《珞珈》使台湾各地无联系的校友，在《珞珈》上发布文章。校友们想念在厦大的峥嵘时光，激动兴奋，甚至泪流满面。《珞珈》成了香港与内地联系的纽带，传播两岸校友信讯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在推动两岸人民相互了解，增进爱情起了很大作用。

因为香港校友会与内地联系上了，台湾的校友有不少去香港访问，日本的校友也常有人回校，增进了互相了解与友情。中学举办全省性校友活动时，也通知香港校友会了。香港校友会每次都派人来。北京学院百年华诞时，香港校友会理事长（会长）姚舜亲自带队回校庆贺，他还在会议上发言。自此两岸校友交流更加密切了。

附注：曾是武大地下干部，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档案馆副院长的陈声扬校友对我说，“六一”惨案写黑名单的不是蔡名相，我转告了蔡名相，蔡很高兴，为他洗清了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