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治论文例文篇三：《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

摘要：政策治经济学以使用经济学现代方式对政治与经济互相作用的研究为核心，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新发展。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作为政策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研究对象是政治对宏观经济运行和新政的影响。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对当代宏观经济理论的影响，则表现在研究方式和研究方式所做的创新。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政策治经济学;研究方式

“政治经济学”一词出现于17世纪的西方，作为一门学科则产生于18世纪70年代，其标志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问世。“政治经济学”一词从其起源就始终富含管理、控制甚至自然规则的含意。后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写作的主旨为研究生产和分配规律的《经济学原理》中觉得，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探访社会现象规律的科学。自19世纪末，“政治经济学”一词渐渐被“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的“管理、控制”涵义也由此显得不显著了。在1932年罗宾斯的一篇专著里，以边际主义的方式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因为心愿和稀缺之间的关系意味着经济学可以代替政治经济学”。[1]至此，“政治经济学”被“经济学”取代，但政治经济学的“管理、控制”特征仍是区别于经济学的，其研究对象是国家、公民以及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和规律。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等为代表，呈现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即以政治和经济、社会和个人、国家和市场之间相联系的现象和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用现代经济学的剖析方式为工具来研究政治过程以及政治过程对经济的影响，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被称做“新政治经济学”。从研究内容来看，政策治经济学秉持了政治经济学“管理、控制”的原始含义，因而，它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延续与回归。

一、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

政策治经济学是对政治与经济互相作用的研究，它依然可以从层次上界定为微观与宏观层次。它的微观层次主要是研究政治对个体、企业等经济主体的影响;它的宏观层次即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主要从宏观角度考察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政治与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互相影响。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从研究方式上革除了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一系列的非现实假设宏观经济学论文范文，它的出现和发展将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核心地带。

1.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是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创新

经济学是一门解释的学问，即为现实中出现的经济风波或问题提出理论上的解释，之后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思路，所以经济学的发展都是“问题导向”的。这点在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中彰显得更为显著。但是，20世纪初，执西方经济学界之牛耳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满腔信心地声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到此早已确立且无争辩的余地，所以，下一代经济学家将可以放心大胆地将主要精力集中于这种原理的应用，以适应现实世界中各类体制与实践方面的千变万化。并且我们看见，马歇尔的断定是错误的。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发表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虽然早已出版半个多世纪，但凯恩斯对经济理论的贡献问题，至今在学术界仍存在激烈的争辩。缘由就在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以挺好地解释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现象，但对解释70年代的“滞胀”现象则变得力不从心。这为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等人的反凯恩斯主义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抓手。那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似乎在理论和技巧上“推陈出新”，然而20世纪的经济状况其实不同于亚当・斯密时代，由于各类各样的垄断和市场不完全(而不是完全竞争)支配着经济活动，公共部门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把各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由纵容主义其实早已不合时宜，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适度干预和调节是必不可少的，这又为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打算了条件。

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在经济学界获得了支持，其新政主张又博得政府的亲睐。20世纪下半期以来的经济增速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升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扩散，重新迸发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和经济下降问题的兴趣，由此造成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提出和经济下降理论的复兴。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是批判与反批判的主要对象。凯恩斯革命是对古典传统的全盘否定。自20世纪60年代的货币主义开始，古典传统得到逐渐恢复，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则部份复兴了古典主义的一些思想和推论。在这些向古典经济学传统复归的过程中，一些新的东西被添加了进来。弗里德曼在很大程度上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目论，然而他系统地研究了货币需求函数，把粗糙的货币数目论改导致“名义国民收入的货币理论”，并用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来支持他的理论。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不但提出了好多新的东西，如理智预期假说、卢卡斯总供给函数、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实际的经济周期模型、“校准”方法，并且更改了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假定和推论。向古典经济学回归的趋势不但出现在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也出现在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

但是，这儿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首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古典经济学，但这些复兴只是片面的，或则说基本的研究基础和方式并没有根本改变。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剖析问题是以给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以及既定资源条件为出发点，研究经济行为者怎样最优地对强加给她们的假设条件作出反应。这种假设无疑指出了严格定义的约束条件和市场环境约束下的消费者和企业的最优化，给定条件的变化被看作是外生的，或则完全不给与解释，或则把它留给其他学科。很显著，经济行为者的创造性活动在这些理论体系中是没有地位的，包括由人与人之间竞争联系到的社会关系本质，其实政治诱因也受到淡化。仅仅以直觉就不难发觉，新古典宏观理论的假定和命题与现实相距甚远。正如知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谴责的，现代经济学已日渐成为一种为自身而所存在的智力游戏。并且，“克莱默和考兰德对德国顶级学院研究生的一项调查阐明了一种诡异听闻的状况：那些年青的和未来的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或则对经济学文献没有兴趣。她们精明地觉得到，在经济学这个专业上的成功主要是取决于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知识”。[2]。这实在是对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背离。其次，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些其实“科学”的体系中，经济学家们也失去了作为社会科学家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沉痛关爱的人文精神，新古典宏观理论必须解释或则不得不解释的主要问题正是缘于这些现实。这些非现实假设和对非技术诱因(如社会关系、政治诱因等)对经济的影响研究的缺位造成其未能完成宏观经济学的神圣使命。正如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馆宣布的：“新古典经济学、金融等不是未来的时尚，由于假如没有考虑文化、政治和种族的性质()，我们就不能理解个人和团体的人类行为，就不能解释21世纪的复杂性”。[3]

从上述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和存在的问题来看，向古典的“社会或政治关系诱因”回归是其重要特征之一。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把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等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正好迎合了宏观经济学的融合方向，它的出现除了将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肾脏地带，并且也将造成政治经济学已有的传统出现重大的范式转变。[4]

2.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从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和“经济”具体剖析。

“政治”是指一个社会运用国家权利作出“谁得到哪些”、“何时得到”和“如何得到”的决策，该过程是一个集体选择的过程。因为一个社会中每位人、集团、群体和党派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其利益是互相竞争、相互冲突的，这就须要社会在这种不同的价值观和竞争性的利益中作出选择。政治过程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它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一个社会内部地区与地区、部门与部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还包括集团关系、群体关系和党派关系。推而广之，因为政治还包括国家之间的关系或多边关系、地区联盟、国际组织和全球性协议等，这便是国际政治。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中“经济”的含义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学所下的定义，也就是它研究稀缺的资源怎么在不同的用途中进行配置，收入或社会产品怎样通过分散化的过程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经济也是一个决策的选择过程，它要选择“生产哪些”、“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不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是一个分散的选择过程，而不是集体选择过程，经济决策一般是由理智的经济主体(个人或企业)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市场上分散作出的。为此，政治主要研究权利、决策程序和社会利益;经济主要研究资源配置、收入和财富分配，以及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既有一致性，又有矛盾性。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还包括社会、文化及其他诱因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反过来剖析经济对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由此，政治经济学成为了一个“交叉学科”或者是“社会科学”。当代西方知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权威罗伯特・吉尔平甚至拓展了这一学科在国际经济学中的应用，即应该是“分析在现代世界中因为国家和市场的并存和动态上的互相作用而形成的各类问题的一个研究领域”。[5]为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一个国家中政治对宏观经济运行和新政的影响，包括宏观经济运行主体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社会利益矛盾性等问题。其实，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和利益的不一致性也是宏观经济学中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对象之一。

3.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学科区别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科都是政策治经济学的组成部份。但是，因为对于政策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存在异议，有人仍觉得政策治经济学并非政治经济学，而是受新古典经济学派布坎南等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应叫以研究对象领衔的哪些经济学，如新政经济学、行政经济学、公共选择经济学等。[6]这些观点把政策治经济学等同于公共选择理论、公共经济学，其实是把政策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大大缩小了。

本文觉得政策治经济学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是政治经济学的现代方式。它的古典方式是由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等精典画家获得的不同叙述，即在“资本与劳动”利益冲突的格局内，探索国民财富下降的缘由及新政。而它的现代方式，“相对于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这是一种承继与创新的关系”。[4]政治经济学与政策治经济学的含义实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式，政策治经济学是以运用现代经济剖析的正规技术工具来考察政治学对经济学的重要性为特色的。这些延续性同样适用于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

对于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其实有人会觉得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与公共经济学(或公共财政)及公共选择等学科其实类似。虽然不然。以阿罗和布坎南的理论为例，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其主要推论被概括为“不可能性定律”;布坎南的思路，其主要论证可以概括为“立宪商谈”――以比较小的代价在特定群体内部达成比较一致的同意，但绝不追求公共选择的逻辑自恰性。上述两者都包含着政治经济学和康德所定义的“公民社会”的主题――自由意志寻求使全体自由意志享有等度自由的社会秩序。公共经济学通常涉及的是公共部门的经济学，即政府的经济决策怎样影响经济参与者。实证公共经济学研究税收或开支新政对个人和厂商的影响，这也许是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并且，在探讨税收和开支新政是怎样选择的问题时，公共经济学主要是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即把政府的福利最大化目标作为既定的，但是探求税收与开支新政，而不是用直接“命令”来实现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这是规范公共经济学学科范围的事。据悉，公共选择涉及的是研究决策机制本身，指出的是运用经济剖析工具去研究集体的选择。正如穆勒下的定义：“公共选择可以定义为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方面的研究，或则说是经济学在政治学科中的应用。”[7]为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并不同于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选择理论。

二、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式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有很大不同，这点也表现在研究方式上。一方面，在自然科学专著中极少提到方式论，而经济学专著中则在一开始就叙述其方式论，如静态剖析和动态剖析，均衡的概念等。经济学的宏观推论好多还须要利用计量经济学等来检验和应用，这就表明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是一种“解释性理论”的特点。在这儿讨论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式问题，其基础在于新古典理论作为一种范式其假定对于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是不适当的。目前，经济学和经济学方式论的所有复杂争辩主要也在于这一点。作为政策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新”主要彰显在方式论上。也就是说，这门学科的创新性并不彰显在研究内容上，而是彰显在研究方式上。它在研究方式上的创新填补了上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研究方式的重要缺陷。

1.现代经济学剖析方式的应用

随着经济学与政治学分化为不同的学科，经济学家的注意力离开了政治和制度诱因。对方式论进步的追求，以及对更为严密的经济剖析基础的期望是这些分化的重要驱动力。但是，对这些严密性的剖析，致使经济学脱离了社会科学的本质任务。我们晓得，现代经济学从基本假定出发，它分析价钱、激励等各类间接机制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以及怎样通过自利的经济人行为的互相作用来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因而阐述这些状态下的效率问题。从这一角度出发的基本问题，本质上是物理中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为了剖析这一问题，现代经济学又产生了一系列的参照系，比如，阿罗―德布鲁定律、科斯定律和莫迪格利亚尼―穆勒定律等，这种定律大都构建在严格的物理证明基础之上。

现今迅速复兴的政策治经济学，广泛借用现代经济学业已产生的基本概念和剖析技巧。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在剖析政治诱因对经济结果的影响时，其基本假定是无论政治家、利益集团还是单个选民，都是理智人，借助各类资源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中关于政治与经济制度的理智决策，可以使用现代经济学的物理方式来研究。运用现代经济剖析，首先，是概念性的。它运用最优化、激励和约束等概念来考察政治现象。诸如，经济学中的最优化理论可用于不同利益集团理智决策问题;代际交叠模型可用于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决策对经济下降和代际再分配的影响;博弈论的方式可拿来研究政府承诺的可信性以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互相影响和作用的问题。其次，现代经济学还提供一系列强有力的剖析工具。诸如，剖析局部均衡下的资源配置及政府干预市场的新政疗效，常常须要利用供给―需求模型;剖析企业控制权的配置对激励和信息获得的影响，以及对公司整治结构的作用，一般须要运用委托―代理模型;剖析组织内部的共谋问题、政府的行业规制问题以及集权和分权的优劣问题，又要使用非对称信息模型;研究经济增速、政府的财政新政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要用代际交叠模型;剖析金融体制的脆弱性和金融危机问题，又要借助建行挤兑模型。这种模型是现代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剖析工具，它们也基本上采取了严格的物理方式。因为现代经济学在研究的出发点、参照系和基本工具三个层次上都与物理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方式化的物理模型就成为现代经济剖析的重要工具和基本剖析技巧。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利用了现代经济学剖析的概念和工具，成为一门新兴学科。为此，宏观经济学之所以新，并不在于它研究的内容，而在于研究方式，即在于它广泛运用了成熟的经济模型;它的剖析工具不在于选择机制本身，而在于经济剖析工具的运用。

2.政治学与经济学剖析相融合

初期的政治经济学除了研究个人和市场行为，并且涉及政治诱因对经济结果的影响。因而，人们很容易觉得，经济决策是在政治界作出的。并且，为了追求剖析个人行为与市场的严密方式，经济学最终与政治学分离开来。政策治经济学的出现正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又转而注意政治怎么影响经济结果这个老问题引起的结果。实际上，政治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决策者常常会在考虑宏观经济问题并进行决策时关注其政治影响，这就为在宏观经济范围内研究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依据。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觉得，在现代社会，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联系的日渐密切，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地区与地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或则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依存的程度都在降低，这就促使经济问题就其性质和影响来说日渐成为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则日渐成为经济问题。国民收入下降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经济问题，而且无论是从提升个人的生活水平来看，还是从提高三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来看，它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党派之间的权利之争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但它又是一个经济问题。由于，权利之争的背后就是经济利益之争，夺权是为了争利。政治舞台上的声音是经济利益的要求作祟。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企图把观察社会的政治学方式和经济学方式结合上去，便于更好地认识这个社会的特点，更充分地掌握这个社会的基本性质。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运用现代经济剖析的概念和技术工具，系统地剖析隐藏在宏观经济学基本问题以后的政治问题。这种问题包括决策机制、承诺与信誉、法律制度和授权机构、收入再分配与公共品供给中的多相性及利益冲突、要素积累与经济增速、国际经济问题以及经济变革与经济转轨等问题。它的核心是研究政治力量怎样影响经济新政，有效地将经济学与政治学融为一体，促进“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反正宏观经济学论文范文，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的研究，重点不在于政治本身，而在于政治对经济的影响。

3.利益不一致性作为研究出发点

只有存在利益不一致性时，即社会参与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时，才涉及权利和授权问题。[8]对于政策治经济学的微观层面，利益的不一致性彰显在个体之间的协商与博弈，而当一个社会的不同主体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性时，应当怎样作出在总体上影响社会的集体决策，这就是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应当回答的问题。政治可以被看作是对集体选择机制的研究，阐述权利或职权是怎样得到并怎样运用的，可以被看作是运用何种机制进行集体决策这个通常问题的特殊方式。[9]

在上述基础上，我们可以再回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这个问题上来。“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研究彰显为目的与具有选择性用途的稀缺性资源之间关系的人的行为。”[10]为此，运用到新政选择上，包含着一个不明晰的但至关重要的假定，即最优新政一旦被发觉，就将得到贯彻施行。[8]新政选择问题只是一个技术或估算问题。一旦最优新政被估算下来，新政制订者才会施行，因而，这一决策可以被看作是手动的。也就是说，因为新政制订者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者，最优新政一旦得到，便会无条件地接受并贯彻施行。最优新政结果与实际选择的同一性，意味着所得出的结果是规范经济学，而立刻进行新政选择都会以实证经济学而呈现。

为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过程，即研究首先从实际新政与“最优新政”不同这一事实开始。前者被定义为受技术和信息的阻碍，而非新政的阻碍。由于新政是可以随着最优新政的发觉而短期变动的。面对利益冲突，政府所运用的新政选择机制很大程度上与仁慈的社会计划者所选择的结果大相径庭。这一实证观点隐含了一个规范的方式：规范政治经济学将阐述在现有的政治约束既定条件下，怎样才能将社会挺好地引导到实现特定经济目标这样的问题上。它除了包括怎样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克服政治约束，但是也包括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目标设计政治制度。

我们可以以一个反例来说明，假设一个经济正在经历恶性通货膨胀。其实恶性通货膨胀对社会所有成员都是不利的。技术问题是怎样才能以最低的成本增加通货膨胀。曾经历过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经验表明，减少通货膨胀的必要举措是尽可能降低政府预算顺差。为此，福利最大化的新政制定者将会降低政府预算顺差。实际上，我们能观察到的情况是，在许多发生联发科货膨胀的经济中，好多政府都无法做到早日减轻预算逆差，致使通货膨胀也在加速之中。其中最核心的障碍就是经济主体的利益不一致性。实证经济学的问题是，预算决策的政治约束是否还能解释这些拖延，以及拖延的时间长短怎么反映解决预算冲突的不同机制。而规范经济学的问题是，怎样设计新政，或则是涉及才能就怎么减小预算逆差早日达成一致的新政选择机制。

据悉，在宏观经济新政的研究上，雄踞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方式论核心地位的利益不一致性还被用于研究经济变革与转轨、收入分配以及公共物品等问题。

其实，作为政策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以政治在宏观经济中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主体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社会利益矛盾性等问题为研究对象。它的研究特色在于，既在社会诱因中凸现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方面迎合了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复兴，又应用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式，以利益不一致性为出发点对政治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进行研究。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将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L.1932.AnEssayontheandof[M].:.2ndden.1935.

[2]马克・布劳格.现代经济学已露游戏人生之病象[N].经济学消息报，2003-06-20.

[3]经济学变革国际运动网站：省略.

[4]贾根良.政策治经济学：范式革命与异端的综合[J].上海社会科学，2004，(2).

[5]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6]胡培兆.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该“退役”了[J/OL].上海商报网路版，2006-08-09.

[7]，(1989)，[M].:Press，p.1.

[8][美]阿伦・德雷泽.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M].杜两省等译，上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6[9]，R.(1984)，After，，NJ:Press，p.21.

[10].1932，AnEssayontheandof[M].:.

[11]柳欣.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2]汪丁丁.政策治经济学与中国社会变革[J].政策治经济学评论，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