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转换视角）

近代以来，我们以西方法律概念来界定孔子思想中的法治观念，经常会得出这样一种印象：孔子主张德治和“无讼”，很少有法制的概念，更不要提法治了。

甚至有些人将孔子的管理思想归于人治。之所以有这种印象，源于我们习惯了用西方法律思维模式，而没有将“礼”纳入法治视野。

因此，我们只有转换视角，将“法治”理解成法则、法度、规章的管理，也就是孔子的“礼”的实质，而不是单纯西方意义上的“法律”，才能真正理解孔子的法治思想。

第二部分（孔子究竟如何看待法治）

在《孔子家语·执辔》中，曾有全面的记载。

闵子骞在出任费宰前向孔子请教为政的方法。

孔子说：“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犹御马之有衔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辔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执其辔策而已。”

因此，“以德以法”才是孔子法治思想的核心所在。

在这里，孔子还把治国形象地比喻为驾车：君主是驾驭马的人，官吏相当于马缰绳，刑罚只是马鞭子。君主治理国家，只不过是掌握着缰绳和鞭子罢了。

孔子还强调说：“不能御民者，弃其德法，专用刑辟，譬犹御马，弃其衔勒而专用棰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无衔勒而用棰策，马必伤，车必败；无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国必亡。”

孔子比任何人都清醒地意识到，放弃德法，专用刑律的负面作用，就如同驾驶马，丢掉马嚼子和马笼头，最终是没法控制。其结果是百姓流失，国家灭亡。

孔子强调德法并举，并不是反对刑罚。

在《孔子家语·五刑解》中，记载了孔子与冉有讨论圣人设计刑罚的目的。

孔子认为，三皇、五帝这些圣人设立刑罚只是为了设立防线，应对社会的混乱，其最高境界应是无人作乱。

如果“礼度既陈，五教毕修，而民犹或未化”，就必须“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因此，使用刑罚也是十分正常的。

冉有还问到先王制法中“刑不上于大夫”的含义。

孔子认为“刑不上于大夫”并不是说大夫犯罪不加处罚，而是说大夫若犯了五刑范围内的罪行，应当自裁，君主不用刑杀而已。这只是表明大夫应有更高的道德要求，而不是说大夫可以逃脱罪责。

当然，就德与刑的重要性而言，孔子是主张“德主刑辅”的，刑罚只是德政的必要补充。

《孔丛子·刑论》记载了孔子与卫将军文子谈论鲁国公父氏“听狱”的故事。

孔子说：“公父氏之听狱，有罪者惧，无罪者耻。”显然，孔子是十分赞同公父氏的方式的。

孔子还说：“齐之以礼，则民耻矣；刑以止刑，则民惧矣。”设刑的最高目标在于止刑，劝善才是最高宗旨。

但对于有些罪大恶极的犯罪行为，必须严厉处罚。

孔子说：“巧言破律，遁名改作，执左道与乱政者，杀；作淫声，造异服，设伎奇器，以荡上心者，杀；行伪而坚，言诈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惑众者，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者，杀。”

这里提到的曲解法律，擅改法度，操持邪术及扰乱政令的人；创作浮靡之音，制造奇装异服，设计怪异奇特的械器，惑乱君王的人；

行为诡诈且顽固，言语虚伪又好争辩，懂得歪门邪道又知识广博，教人不走正道却又广施恩德蛊惑人心的人；

假托鬼神言祸福，凭借时日定吉凶，依靠卜筮看休咎使民众疑心的人，都是无须多次审理必须以死罪论处的。

除了这些最迫切需要禁止的，孔子还提到如天子颁赐的东西、贵重的玉质礼器、宗庙祭祀的祭器、军车旌旗、兵器铠甲、重要的日常生活用品等若在市场出售是应该禁止的。

如果违反这些禁令，是不能赦免违犯者的罪过的。

第三部分（孔子认为：如何才能实现法治）

首先，制定法律应符合实际并且公正无私，才能保证民众对法律的维护和执行。

《孔子家语·礼运》记载了晋国赵鞅铸造刑鼎，在上面刻范宣子的刑书一事。这种看似重视刑法的措施，孔子却认为：“晋其亡乎，失其度矣。”

这是因为晋国应该遵守唐叔所传授下来的法度，因为历史证明这种法度是正确的。

因为晋文公就是据此管理官员，治理国家而成为盟主的。

而范宣子的刑书，是在阅兵时特定环境中制定的，是晋国混乱的制度，因此不能把它作为法律来执行。

这种法律制度显然不符合晋国的实际情况。而齐景公来鲁国时曾向孔子咨询秦国称霸的原因，孔子提到秦穆公“法无私而令不愉”（《孔子家语·贤君》）便是其中原因之一。

第二，孔子还要求为官者要带头执行法律

在《孔子家语·入官》篇中，孔子提出：“行者，政之始也。说者，情之导也。善政行易而民不怨，言调说和则民不变。法在身则民象之，明在己则民显之。”

为官者只要自觉遵守法度，百姓就会效法执行。

反过来，管理者做官绝对不能“枉法以侵民”（《孔子家语·辩政》）。

若在上位者不能走正道，则“刑肃而俗弊则法无常”（《孔子家语·礼运》），一旦法令经常变更，礼制就会混乱，就无法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士人也不能尽心做政事，百姓也很难归顺，最后就会危害国家。

第三，孔子还提出管理者执行法律应有的标准和如何防止过错。

孔子说：“民有小过，必求其善，以赦其过；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辅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则善也。”（《孔子家语·入官》）

一切以民为本来处理其犯罪行为。因为孔子认为德行是为政的开始，为政不宽和，百姓就不会听从教导；不听从教导，百姓就不会贯彻政令；百姓不贯彻政令，百姓就不可能听从指使。

孔子还说：“疑狱则泛与众共之，疑则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孔子家语·刑政》）这一点，类似与我们当代司法实践中的“疑罪从无”的原则。这是对人权自身的关注。

尽管有可能放纵真正的罪犯，但仍比冤枉一个无辜的人好。

这也不禁让我们想起前不久重新审理的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冤杀案”。

孔子说的“行刑罚则轻无赦，刑，侀也；侀，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尽心焉”（《孔子家语·刑政》）。这仍值得我们当代警惕。

如何才能避免这些过错呢？孔子说：“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正其忠爱，以尽之。”

此外，他还坚持实行“三讯”制度。在具体判刑时，对于有作案动机而无作案事实的，应不予判刑。

对那些有疑点的案件，更要广泛地与众人商量，如果大家都有疑问，就应该先赦免。

第四，应在礼的精神下执行法治。

在执行刑罚时，孔子认为，不能为惩罚而执行法律，其中礼的精神才是根本。

《孔子家语·致思》记载了卫国狱官季羔的故事。

在卫国蒯聩之乱、季羔遇险的危机时刻，曾得到一位他曾判过刖足之刑的人的帮助。

季羔很不理解那人为什么要救他，那个受刖刑的人认为，除了他犯法罪有应得外，季羔在依据法令审理他的案子的时候，总是想延长时间了解案情，希望他能免于罪罚，审完案子行刑的时候，季羔也是非常忧郁。

因此，那人知道季羔是一位君子，而不是对自己存有私心，所以愿意帮助季羔。孔子听说后赞叹道：“善哉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孔子所认同的是法的原则应当坚持，但在执行时心怀仁义宽恕之心。

《孔子家语·正论解》还记载了孔子对郑国太叔为政的评论：“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于猛。猛则民残，民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

此故事在《左传》也有类似的记载。

因此，孔子是主张“宽猛相济”的。这显然是要求执行法治时要很好地把握中道原则。

此外，即使是做好事，也要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长远的道德教化为前提。

《孔子家语·五仪解》中，孔子提到贤人时说：“德不踰闲，行中规绳”，就是说贤人施恩德时也不逾越法度，行事符合一定的准则。

而《孔子家语·致思》记载子贡赎回鲁国奴仆，因没有按鲁国法律去国库领取钱财，受到孔子的批评。

因为在鲁国富人少而穷人多的情况下，不按法律去领取钱物，而按子贡的做法，就会导致鲁国人不再从其他诸侯国那里赎回鲁人了。

第四部分（在执行法治的过程中，应当如何做）

孔子担任大司寇时期有较多的法治实践。

如，《孔子家语·好生》篇记载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凡是遇到狱讼，“皆进众议者而问之”，经过咨询后，然后再判断应该听从谁的建议。

又如，孔子由司空升为鲁大司寇，“设法而不用，无奸民”（《孔子家语·相鲁》）。

好的法治是预防为主，有法而无须用法，有法而不扰民。

再如，《孔子家语·始诛》曾记载，孔子在担任大司寇时，有父子二人前来诉讼，就把他们关在一个牢房里，三个月没有审理。

父亲请求中止诉讼，孔子就把他们放了，季孙氏听说后认为孔子欺骗了他。

孔子感慨地说：“呜呼！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谨诛，贼也；征敛无时，暴也；不试责成，虐也。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

孔子在这里指出，执政者若自己没有做好教化工作，或法令本身松弛，或没有试行便责令执行，如因此三者去杀掉犯有过失的老百姓，是不合理的。

除此之外，是可以动用刑罚来处理的。

还如，孔子诛杀少正卯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

在《孔子家语》《荀子》《史记》《淮南子》《说苑》《论衡》等都有类似的记载。

但自南宋开始，其事的真实性开始受到质疑，朱熹认为：“（此事）《论语》所不载，子思、孟子所不言……乃独荀况言之。是必齐、鲁陋儒，愤圣人之失职，故为此说，以夸其权耳。”

后来的阎若璩、崔述等也有类似的观点，这显然对孔子关于刑杀的论述理解上有偏颇。

的确在《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尽管孔子是主张以德服人的，但并不完全反对刑杀。

如，在《孔子家语·相鲁》中记载了鲁定公与齐景公在夹谷盟会，孔子担当为定公相礼的任务。

这时齐国指使俳优、侏儒在坛前戏耍，孔子说：“平民如果敢有迷惑、侮辱诸侯的，其罪当斩，请右司马立刻行刑。”于是斩杀了侏儒，手足异处。

古人对孔子的法治观念并不陌生。

我们所熟悉的三礼、历代《刑法志》、律书等，对礼法关系都有清晰的理解。

如《大戴礼记·礼察》：“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唐律疏议》卷一《名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即使西方思想家也有认识到这一点的，如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中国的立法者们所做的尚不止此。他们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

第五部分（总结）

总之，我们只有摒弃礼法对立、“以礼入律”或者只是从指导思想上强调“礼”对法的作用等思想，真正将“礼”纳入孔子的法治思想，才能深刻地理解孔子的法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