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黑白联手、规模庞大、层层递进的“黑市”成形，实际掌权重庆警界的“文二哥”稳居这张网络的顶首

《财经》记者 陈晓舒 张有义

2月2日，立春前两天，江城重庆暖意初萌。作为重庆打黑系列案的“重头戏”，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案一审开庭。同时受审的包括其妻周晓亚，以及三名老下属——该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总队原副总队长黄代强、公共交通治安管理总队原副总队长赵利明和治安总队原副总队长陈涛。

检方指控文强涉嫌受贿罪，巨额资产来源不明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强奸罪，涉案金额达1625万余元，另有1062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据《财经》记者采访，文强案案卷多达172本，公诉人需要拖着多个行李箱进出法庭。庭审每天至少从早晨9时30分到晚上10时，持续五天，至2月7日凌晨方罢。

一审法庭设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的大审判庭。这个略显破旧的法庭九年前曾审理震惊全国的张君案。作为张君案的头号破案功臣，文强因此案以“打黑局长”名扬天下。九年一轮回，此番受审，文强涉黑。

现年55岁的文强，出身沙坪坝曾家镇的寻常胡同，以插队知青身份考入警官学校，毕业后由巴县至重庆，挟重庆直辖之利一朝腾达，此后官拜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个人权力达到顶峰，最后一朝倾覆。

因在家中兄弟排行第二，恰为巧合，仕途多年文强多处于“二把手”位置。重庆相熟之人多以“文二哥”相称。

在任公安局副局长一职16年间，掌权重庆警界的“文二哥”建立起一个“腐败黑市”。他是这个市场的主导者，但最终亦无法决定自身命运。在这个“黑市”里，先有低层次的“流程腐败”，即警察权中的行政审批权寻租；然后是中等层次腐败，即对警察权中的刑事侦查权的滥用，这包括针对犯罪嫌疑人是否立案侦查、命案买卖等，后者是对正义底线的突破；及至最高层次的腐败——卖官鬻爵，它是对市场监管者这一资源配置权的买卖，参与这一封闭式交易的警察又必将返回前述低、中级市场再寻租。层层腐败盘根错节，由“链”而“网”，成为社会毒瘤。

作为腐败标本的文强案，一个重要的显著特征，是他和同案下属的警官身份。这是文强寻租的源头，背后又与警察权的界限不清、一家独大和缺少制约相关。

警察权包括治安管理、刑事侦查等。除文强妻子周晓亚外，与其同案被诉的另三人黄代强、赵利明和陈涛，均为警察，分别对应治安和刑事等领域。四人既是警察权的得益者，最后又沦为牺牲品。

第一层：行政权的寻租

作为最典型的行政权力，警察权直接对应于公民权，由于其固有的主动性和强制性最易失控

2月3日晚，庭审质证阶段，在公诉人举证下，文强坦言：“(黑社会)说我是教父，我没有异议。”

在现行国家权力谱系中，中国警察拥有的行政权包括治安管理、刑事侦查等，其中对治安领域诸多事项拥有审批权。“教父”文强作为这一地方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成为文氏“黑市”的缔造者。

在文强的黑金构成中，相当一部分即是对行政职权的寻租，这可谓“黑市”一级市场。如2006年，文强为重庆柏树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的兴馨佳园配电安装工程降低了用度，收受了该公司所送的房屋一套，价值19.41万元。配电安装工程，正是公安消防部门的审批项目之一。

房地产业与警察职责本无关联，但文强作为“黑市”监管者，却多次染指该领域。2009年11月，《财经》记者赴重庆采访获知，受打黑风暴影响，重庆多家地产公司老总飞赴境外躲避审查，其中不乏牵扯政治黑金案者。

起诉书指控，2003年、2004年，文强利用身为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职务上的便利，为重庆兴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售、回购重庆市渝北区回兴镇汇龙宛地块提供了帮助，为此，2003年10月、2004年12月，文强先后两次收受兴安公司股东周奇金所送的3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56.58万元)。

文强与周奇金之间的瓜葛，在起诉书中仅250字的表述。但这一细节展现的影响力和人脉关系，构成了文强在“黑市”交易的一个支撑途径。

文强及其妻子周晓亚还是“黑市”一级市场的直接参与者。如1996年至2007年，文强帮助重庆吉鑫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揽重庆华音大厦外墙装饰工程、重庆市渝中区兴利大厦外墙装饰工程，以及为上述公司股东周红梅请托的其他事宜，收受重庆吉鑫装饰工程有限公司35%的股份，获得现金分红及贿赂162.5万元。

与其他权力不同，作为最典型的行政权力，警察权直接对应公民权，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公民基本权利等方面作用重要，但由于其固有的主动性和强制性最易失控。

利用手中的警察权，小到足浴城、夜总会消费与治安审批，大到香港上市公司项目，文强“吃、拿、卡、要”等行为实为“黑市”低层级的流程腐败；另一块逢年过节所收礼金，亦高达115.9万元。庭审首日，除去起诉书指控外，庭上周晓亚又如实供述了一连串陌生人名，他们逢年过节以及文强生日时均给文强送礼。这一坦白使得旁听席上一片哗然。

对礼金的界定成为庭审中争议的问题之一。这种礼尚往来，不管是灰色收入还是黑色收入，由于缺乏有效的界定和监管，失控之下，成为文强“黑市”成员结盟的纽带。

文强在庭上屡次提及，行贿人送他钱财，是因为“公安局副局长用得上”。

第二层：命案买卖底线

警察行政职权因宽泛而界限不清，中间产生的自由裁量权成为寻租土壤；而对命案的买卖已突破正义底线

根据检方指控，接受请托人罗燕为其丈夫洗脱一起故意伤害案，文强收受罗燕10万元。据罗燕供述文强抓张君，第二次见面时，“文强大发脾气，拒绝提供帮助。”这意味着，文强收钱却未办成事。

另据起诉书，2001年至2007年间，香港上市公司中渝置地副主席曾维才曾七次送给文强折合人民币146.85余万元，请托其为查处郭应嘉职务侵占案提供帮助。

郭应嘉系上海“公路大王”刘根山的妹夫，被派至重庆进行地产开发，后郭刘两人产生罅隙。据起诉书显示，2005年，刘根山通过曾维才找到文强，要求查处郭应嘉。文强安排时任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陈光明办理此事。

随后郭应嘉被重庆警方逮捕，并因“合同诈骗”入狱，三年后取得谅解，被刘根山保出。

关于郭应嘉案，文强在法庭上坚称，“曾维才是我的好朋友，不能算是受贿。”公诉人答辩时驳斥，“行贿人拜的不是年，是权。”

上述两案一为托请将刑事案件不予立案，一为托请将家族纠纷刑事予以立案。大背景是，在目前大一统的警察管理体制下，警察行政职权因宽泛而界限不清，中间产生的自由裁量权成为寻租土壤。

与文强直接勾连的另一市场主体，是谢才萍、龚刚模、岳宁、王小军、王天伦和马当等人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些人在重庆打黑风暴中都堪称“大佬”级的人物。

公诉人指控，2000年至2008年，文强利用职权包庇、纵容以谢才萍、岳宁、王小军、龚刚模、马当、王天伦为组织者、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并多次收受上述黑社会性质组织所送的钱财，共计79万元。

文氏“黑市”对底线的最大突破是对正义的寻租，人命案件也曾在这个“黑市”中一度消弭无形。

2003年12月中旬，重庆市合川区生猪经营户潘桂生由于没有将生猪交由王天伦任董事长的重庆永红食品公司屠宰。不久，一群平头打手出现，潘桂生死在乱棒之下。

原本关天的人命案件，直至三年后的2007年9月才引起警方高度关注。当时重庆市公安局以侦查潘桂生命案为突破口，查处了以王天伦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

诉讼材料显示，1999年3月以来，王天伦、王东明以重庆永红食品有限公司、重庆今普食品有限公司、重庆梅林今普食品有限公司为依托，纠集多人，通过有组织地实施故意伤害、敲诈勒索、非法拘禁、强迫交易等，实现对重庆多个猪肉销售市场的控制，非法获利上亿元。

据查明，因潘桂生命案涉及王天伦的弟弟王东明，2007年9月王天伦拿出50万元托人找文强了结此案，文强获得其中20万元，具体承办警官黄代强收下其中10万元。

人命案买卖在文氏“黑市”出现，可见在现有司法监督机制下，对警察权的制约远不够完善。刑事侦察权未能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和检察机关的监督视野，留出太多可供公交机关或警员上下其手的空间。

1月29日，重庆市长黄奇帆在接受境外媒体群访时称，重庆打黑中涉及的对象约背负了500个杀人命案。但在过去的十多年中，由于文强控制着公安局，跟“黑社会”来往密切，竟使这些命案难以破获。文强被抓后，只用一年，数百命案便全线告破。

第三层：人事买卖二级市场

警察系统“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军事化、一体化的领导机制下，领导层成为问题高发区

2000年10月，文强被提拔为正厅级的侦察员，其行政职务则为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分管刑警、经侦、禁毒、监管、出管、治安等部门。据起诉书显示，“黑市”中向文强输送利益的下属，涉及刑侦、经侦、缉毒、社会治安和公交治安等公安机关各部门，目的多为升职或不被边缘化。

警察机关的管理体制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在这种管理体制下，警察机关同时接受地方党委、政府和上级警察机关的多重领导。这种块状结构，使得作为“黑市”监管者的这些警察，已就官位的买卖形成了一个封闭式的二级市场。

“卖官”作为用人腐败，被经济学家称为腐败的最高形式。这些警官们购得监管权后，如同文强一样回到一级市场寻租。《财经》记者根据起诉书统计，黄代强、赵利明和陈涛干预并谋利的行业包括：酒店经营、车辆改装、夜总会、洗脚城、歌厅和酒吧管理等。

文强的同案被告赵利明，从2000年至2007年间，一边向文强送钱一边升迁，先后担任经侦总队总队长、禁毒总队政委、出租车治安办主任等职。

在此期间，赵利明共送给文强27万元人民币以及一幅张大千的青绿山水画，后被鉴定价值364.12万元。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此画为赵利明于2003年花费不到4.5万元购得，当时买卖双方均不认为此画为真品。庭审时，这个价格成为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

在文强“黑市”里的官位买卖，成为警察系统内部的一种“封闭交易”。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原副总队长罗力的证词称：“我在担任禁毒总队二支队队长的时候，就知道给文强送钱便能得到提拔。我看见三个没有什么本事的人被提拔成了科长，就给他送钱了。”

起诉书称，文强为罗力担任重庆市禁毒总队副总队长提供帮助。为此，2005年2月至2008年2月，文强先后四次收受罗力所送的人民币40万元。

与文强同案受审的黄代强、赵利明和陈涛三名警官，被指控为升迁涉嫌分别贿赂文强9.5万元、391.12万元和46.5万元。

在这个缺乏制衡的封闭体系内，上至“文二哥”下至普通民警，均难以独善其身。据起诉书显示，文强受贿时间从1996年到2009年，时间长达13年，送钱人从警校学生到派出所所长乃至重庆警界高层。其所收受的财物中，有共计938万元涉嫌“官位交易”，占到总额的六成。

目前的管理体制下，在警察机关内部规定了上命下从的军事化、一体化的领导机制，这种机制下领导层成为问题高发区，形成由个人道德决定的人治。与之伴随的是，容易出现自上而下的问题链，形成窝案。

“买官者”同样也是寻租者，俨然文强的翻版。如同案受审的赵利明，在禁毒总队政委职务上接受中粮鹏利置业(重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亚虎请托，为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对陶益禄不予以立案侦查提供帮助，收受人民币35万元。

警察权反思：从打黑到护黑

16年间，因为警察权在身，文强逐步坐大；而如今亦栽倒于此

庭审上，文强承认收受了岳宁、王小军和王天伦等人的钱财，但辩称自己并未利用职权为相关黑社会性质组织提供庇护。

与此不同，岳宁和陈涛的口供提及，2005年春节前后，尚未与岳宁结识的陈涛，曾带队到岳宁经营的白宫夜总会检查。之后文强在夜总会唱歌时，将陈涛叫到白宫给岳宁敬酒，并称这里出了事轮不到他(岳宁)。当天岳宁背地里送给文强一个装有5000美元的信封作为拜年礼金，文强接过后放在包里。

陈涛在笔录中称，文强的性格习惯点到为止，从不明说。他和岳宁喝了两杯酒，说明他们关系很好。此后，陈涛再没带队对白宫夜总会进行检查。

辖区娱乐业聚集的解放碑派出所所长叶亨奎说，文强和这些人关系好，公安系统私底下都在传，确实给办案人员带来了压力，谁愿意去和局长作对？

公诉人幺宁在庭审第五天的答辩环节说，文强和其下属的包庇和纵容行为，在黑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08年6月，王立军接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之后不到一个月，文强转任司法局局长。从公安局副局长到司法局局长，这一过渡性安排完成了对文强警察权的剥离。

此前，文强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已逾八年，同期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由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兼任，且至少三次调换。此过程中，文强实际掌权于重庆警界。

在现行体制下，不少地方由政法委书记或者政府副职兼任公安局长。这是中国特色“官本位”的产物：根据“一府两院”都是人大产生平行机构的政治体制，检察院和法院是与行政机关平行的，只比行政机关低半级；公安机关仅是行政机关的一个部门，比其低一级，故公安机关应比检察院、法院低半级。但因政法委书记同时兼任公安局长，导致公、检、法在级别上平起平坐，由此形成事实上的“警察司法”。

2009年8月7日，文强被“双规”的消息爆出。《财经》记者获知，期间其于2007年涉嫌强奸女大学生一事被举报，此事彻底击垮了其妻周晓亚的心理防线。她主动提交的一本笔记本上，记载着文强从巴县直至权倾重庆警界，经由周晓亚之手收受的88笔贿款，这占到起诉书中关于文强134笔受贿款的半数以上。

在法庭的最后陈词阶段，公诉人着重提及被告的警察身份：“文强等人是有预防、制止和惩治职权的警察，尽管警察的分工不同。”

在法庭上，当辩护人向被告人提问时，被告人周晓亚总是盯着辩护人背后的警察，欲言又止。在过去以公安局副局长夫人身份出场的周晓亚，如今受审反过来受制于警察权。

此番重庆打黑，正是由重庆公安局主导完成。16年间，因为警察权在身，文强逐步坐大；而如今亦栽倒于此。在法庭上，文强回顾往事：“我曾坐在这里的主席台上参与审判张君案，亲自押送他去刑场。现在我自己站在被告席上，这有自身的，也有社会环境的影响，制度约束的滞后。”

十年前被逮捕时，张君曾对文强说：“你有一天也会和我一样，只要你挡不住诱惑，你也会走上我这条路。”文强在法庭上反思，“我希望公安人员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警钟长鸣，我希望今后再没有公安民警站在这个位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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