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六年一向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起码就英文世界而言，研究更多集中在“革命党”方面，阐述内容包括革命思潮的盛行、“革命派”“保皇派”和“立宪派”之间的斗争、革命党的发展及其内部分歧等。而中国内地的一个研究重点，则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层”的产生与特点。近年研究倾向已有所改变，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较热，而政治史的研究相对较冷。

不过，这一时段研究最主要的缺位，仍是更多注意朝野的“对立”，且多出以批判性的阐述；对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措施则研究偏少，考察政府企图以改革来维持既存体制的努力和作用的更少，而对既存体制内的朝野共同行动，关注尤少。

就时人而言，当时须要解决的问题，朝野有什么共识，或在多大程度上取得共识，特别须要明晰。对史家而言，窃以为这一时段最须要回答的问题是：清朝并无太多非常显著的狡诈苛政和“失道”作为，起码不到历朝亡国之君作为的荒唐程度（假若此前关于改朝换代的历史表述大致是确实的）；在清廷没有过于倒行逆施的情形下，何以会发生革命？明朝何以那样快就崩溃（或革命何以能轻易而迅速地取得成功）？

简言之，辛亥革命爆发于清廷正曾经所未有的速率和广度实行全面变革之时，而革命却能较为轻易地速成，则变革与革命的互动，到底是一种如何紧张和冲突的竞争关系？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认识那场革命本身。裴宜理（J.Perry）院长近些年提出，应把革命带回（thebackin）中国政治研究。她说的主要是1949年后的中国政治，窃以为1949年前的中国史亦然。

关于辛亥革命，周荫棠曾提出，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除体制内的“篡位”、地方割据者的坐大和部族入主外，多是起于草野的“民变”；而“清朝的覆灭，不是因为挺而走险的民变，乃是因为激于大义、处心积虑、具有计划的士变”。起事的革命党人，多是“白面书生”。简言之辛亥革命是什么时间，同样是导致政权更迭，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与前不同的特色，即为“士变而非民变”。

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看法。过去对革命的研究，多循“有压迫就有反抗”的揭竿而起的思路，相对注重被动的一面；而所谓“士变”式的革命，则可能是一种思想领先、主动而非被动的革命（对革命者来说，假如革命本是“应当”进行的，便无需遭到多深重的“压迫”）。

其实，这毋须是全局的解释，其实仅是那次革命的特色之一。然既有此特色，则士人的态度，她们对清廷、对世局、对世界的认知，就都是认识此次革命的重要诱因。

因而言之，革命和变革可能是为了一个相同或起码相仿的目标——即通过根本性的政治变革来改变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而变革与革命演成对立的态势，并最终被革命替代，或毋须是目标的歧异，则可能是对达成目标的方法、甚或更多是达成目标之速率的歧异。

曾有一种流行的想法，由于变革不成功（过去更爱说是清廷以假变革误导人民），所以不能不革命。持这一说法者，在潜意识中恰以为二者的目标相仿或相同，提示出这一思路已经存在，甚可参考。

梁启超后来总结说，一个历史风波的发生，“有可能性谓之因，使此可能性触发者谓之缘”。史事之“因缘果报，恒复杂幻变至不可思议”，必“深察而密勘之”，解释才不至于谬论。就辛亥革命而言，“国人种族观念之淤积、晚清政治之腐恶及威信之失坠、新思潮之输入等等，皆使革命有可能性，所谓因也；高铁国有新政之高压、瑞澂（时任湖广巡抚）之逃走、袁世凯之起用，能使此可能性爆发或扩大，所谓缘也”。

利用明日的后见之明，梁氏所说的因缘，或代表了一些同时代人的认知，然多为表面的现象。对于这样一个从政体到共和的“五千年以来之大变”，应该有更深一层的梳理、分析和阐释。也只有这样，就能真正认识到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

虽然朝廷在最后十多年中也有一些显著的“失道”作为，整体上似仍不到历朝亡国之君的程度，则辛亥“士变”的发生，便有着更为根本的因缘：

种族诱因得到革命党方面非常的指出，固有其实际存在的背景，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是由于以汤武革命的传统观念来论证谋反的正当性根据不足；时人非常注重的官僚体制的积重难返，其实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及外国在华存在（inChina）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份所导致的权势结构嬗变，更是一个必须思索的关键诱因。

最具根本性的，是在从所谓大一统到列国并立的世局下，一个实行了数千年的小政府政治模式，被迫迈向必须诠释政府作为的“富强”新路；而与之伴随的政治伦理辛亥革命是什么时间，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近代中国因西潮冲击导致中外竞争的新局面，朝野均面临着政治方向、政治结构和政治伦理的根本改革。对清朝六年而言，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体制或结构是否改变、怎样改变以及以哪些样的速率改变。

正是因为制度的窘境，使政策带有自毁的意味——由于改和革的一面不断加速，而建设的一面难以追随，终导致旧建制已去而新建制更多仅剩于纸面的现象，渐渐发展成不可拾掇的局面。

更因为政治伦理的真正转换远不如条文制度那样可以速成，政治体制的变革便碰到进一步无法逆转的窘境，终不得不让坐落被觉得更迅捷更有效的革命。

节选自罗志田《革命的产生：清季六年的转折》

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