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回来几六年，在四川乡下，并不把农历年当初。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节日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苦有关—因为，多一个节庆就多一次奢华的机会，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节日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庆，节日一过，意味着酷暑正式结束，夏天正式将至。夏天的将至，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女儿来说，节日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畅快快玩几天的节庆，其实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我小时候，非常渴望过节，常常是一跨进十月，就开始掰着手指数日子，似乎节日是一个遥远的、很难抵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些急切的态度，大人们总是发出深邃的感慨，似乎她们不但不喜欢过节，并且还害怕过节。她们的心态，令当时的女儿倍感沮丧和疑惑，其实，如今我完全才能理解了。我想，亲戚们之所以对春节感触良多，一是由于春节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销，而贫寒的生活预算里，常常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急速流逝的时间对她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儿子可以激动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怎奈地哀叹：“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儿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萦怀滚落。

熬到十月初五，是盼年的第一站。那天的清晨要熬一团糟，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乏的山楂算是调料。听说，解放前三月初四半夜，富裕的寺院，或则慈善的大户人家，就会在街上支起锅子施粥，乞儿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充饥。

我以前非常憧憬这些施粥的峰会，想想这些巨大无比的铝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稀薄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足无数的气泡，浓郁的香味弥漫在晚上孤寂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小碗的女儿，排着队焦躁地等待着，她们脸蛋儿冻得通红，鼻子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严寒，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大叫着。我常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即使饥饿，尽管严寒，但心里饱含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像中的施粥场面，但写下来的远不如想像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哪里也把辞灶日称作“小年”，过得比较认真。午饭和晚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午饭就是一顿包子。为了等待这顿包子，我午饭和晚饭吃得极少。那时侯，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包子就不说下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典礼的，那就是在包子出锅时，先盛出那顿供在炉灶上，之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馄饨汤淋一点在纸灰上，之后磕一个头，即使祭神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约是让正式上天汇报工作的灶殿下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殿下的嘴。这些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好话虽说是不能说了，但坏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出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虽然就是一张阴历的月历表，通常都是粗劣的木版彩印，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面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子的人，他的两侧是两个短发的女性，一猜就晓得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初，我就倍感灶殿下这个神灵的好多矛盾之处，其二，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他人脸黑，总是这样讥讽：“看你像个灶皇上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皇上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污的字样。“一龙治污”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污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谚语就是从这儿来的，其中缘由与“三个僧人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节日就迫在眉睫了。在儿子的觉得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总算熬到了年春节，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宝宝在家包水饺，男人们带着男宝宝去给先祖扫墓。而这扫墓，当然就是去约请先祖回去过节。扫墓回去，家里的神龛墙壁，早已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女儿，和这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娃子一模一样，在那儿放爆竹。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条纹，上面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香案。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巧克力。讲求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青菜，青菜里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糖汁的腐竹之类。不可缺乏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子，取其译音“福”字。这时侯，假如有人来借铁锤，那是要遭极大的厌恶。庭院里早已堆满了麦草，大旁边放一根木棍，听说是拦门棍，挡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那时侯，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午饭就睡着。睡到三星正晌时，被父亲悄悄地叫上去。上去穿上新衣，觉得到非常神秘，非常严寒，臼齿得得地发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早已燃起，火苗发抖不止，照亮得轴子上的古人脸孔闪闪发光，似乎活了一样。庭院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吞咽谷草。这么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如今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节了。

这时侯绝对不许高声说话，虽然是平日里性子不好的父母，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儿子，头天夜里父母早已反复地告诫过了，春节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掂量成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由于春节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则豆秸。我妈妈说，年夜间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哪些，父亲也解说不清。大约也是个挺好的职业，例如副将哪些的，总之不会是屠户或则是刽子手。

由于草好，灶膛里浓烟熊熊，把半个庭院都点亮了。锅里的蒸气从门里奔涌地扑下来。白白胖胖的包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种并不贴切的灯谜：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包子熟了，妈妈端起碟子，碟子上盛了那顿包子，往房门外走去。男宝宝举着早就绑好了爆竹的竿子，紧紧地跟随着。母亲在房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碟子，燃起了纸钱后，就跪地向四面八方下跪。男宝宝把爆竹燃起，高高地举上去。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母亲完成了他的祭拜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房间里，父母、祖母们早已欢声笑语了。神秘的典礼早已结束，接出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汤圆之前，长辈们要给父母叩头，而父母们已经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作揖一边小声地报告父母：给父亲跪下，给母亲下跪，给爹下跪，给娘叩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汤圆吧!长辈们磕了头，父母们照例要给一点儿叩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早已让小孩们激动窃喜了。

年夜间的包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先仍然包唐朝时的刀币，但包了银锭的包子有一股刺鼻的铜锈气，难以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稀的包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如今想上去，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华的问题。我们渴望着能从包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包子的吉利，女儿们并不在乎。有一些孝敬婆婆晚上包饺寅时就在馄饨皮上做了记号，晚上盛饺午时，就给婆婆奶奶的碗里盛上带钱的，亦即赢得奶奶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包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轶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常常是一家人刚才围桌吃饺午时，房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圣诞，放爆竹。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赶快拿，赶快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父亲就盛上半碗包子，让小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乞儿。她们提着瓦缸，有的提着竹篓，站在严寒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乞儿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小气的人家，这时侯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包子。

那时侯，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父母不同意。妈妈说过一个二流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二流子，大年夜间提着一个瓦缸去挨家追讨，讨了包子就往瓦缸里放，觉得到早已要了好多，想回去将百家包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去一看，小瓦缸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包子冻在了瓦缸的边沿上。乞儿不由得长叹一声，感慨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缸包子都担不起。如今，假如乐意，馄饨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春节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倍感岁月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象叩响了一次警钟。没有小吃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氛围、没有纯洁的童真，就没有过节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女儿。我们所想念的那个春节，现今的女儿不感兴趣，她们自有她们欢乐的年。

岁月实在是令人倍感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在我们对节日的渴望声中，丙辰年的第三天就这样悄悄走掉了。这意味着，团圆祥和的节日，被我们不舍地装进了记忆，也意味着，接出来的几天，我们要忙着走亲访友，忙着展开新一年的图景了。

家乡春节的滋味如何样？你又将如何安排这崭新一年的时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