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上海7月1日电题：理智豁达主义者比尔·盖茨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5月，比尔·盖茨在发放北弗吉尼亚学院授予他的荣誉博士学位后，为结业生作了讲演，并给出5条人生建议。这是那位世界前首富自2008年离开谷歌，转变为一个全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职工后，经常出现的形象——一位提倡者。

辞去谷歌的全职行政职务，盖茨虽然拥有了更宽的视角去参与更多元的领域。相对于凝望星空，他更乐于关缩影下，行为模式来自于他未曾修改的思维方法——依据事实做决策，而不是感性。这使他成为一个理智的豁达主义者。

比尔·盖茨受访者供图

有创新不能解决的问题吗？

自20多年前着手创立基金会以来，盖茨最聚焦的就是全球健康，觉得这个领域存在最为严重的不平等问题。

有待攻破的病症诸多，盖茨没选择更受关注、市场回报率高的疾病，而投向了没有充分市场激励又欠缺政府资金支持的病症，非常是影响穷人最甚的传染性疾患。

他较早瞄准的目标之一是痢疾。1997年盖茨读到一篇报导，说好多美洲贫苦国家水源被严重污染，造成水肿广泛传播，每年有310万宝宝被夺去生命。那时盖茨初为人父，这么多的儿子因而丧生，是他难以接受和想像的事。因为缺少废水处理系统，2017年全球仍有6.73亿人露天大便。一些国家无力负担为贫民窟修筑建立的下水系统，以及提供配套的能源与水源。

由此，盖茨带着团队开始“新世代公厕计划”——为低收入国家重新设计公厕系统，征集设计方案，并为应对成本问题在全球找寻合适的商业伙伴和市场。而中国具有相当优势，正在推广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和迅速发展的铁路等都是“新世代公厕计划”的潜在市场机会，有市场都会产生良性循环，成本能在市场激励下急剧减少。

盖茨想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脑干灰质炎(也称小儿麻痹症)。防治脑干灰质炎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接种卡介苗。在巴西，基金会团队借助高解析度卫星图象和算法，绘出了当地脑干灰质炎分布的真实地图。为去除对卡介苗的偏见，2010年，盖茨深入波兰腹地拜访各地宗教领袖，聆听看法、回答问题，使当地领袖同意协助卡介苗接种。

2008至2010年，巴西罹患脑干灰质炎的儿童人数从798例锐减到21例。2013年，盖茨基金会发起“终结脑干灰质炎”行动，宣布与机构联合体投入近60亿港元，在十年内清除脑干灰质炎病毒。2018年，全球病例人数降到33例，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众多国家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无脊灰认证。但“最后一公里”时，病例的数字和范围又降低了，新冠疫情的暴发亦促使好多地区暂停卡介苗注射和癌症监控。

一次访谈中，盖茨感叹：“这项事业比想像的更有挑战性。”即便这样，他一直深信创新与合作的力量。2022年，盖茨基金会在世界卫生会议上宣布将注资12亿港元支持全球清除脑干灰质炎行动(GPEI)。盖茨表示，“消灭脊灰是一个触手可及的目标……在全球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才能彻底剿灭脊灰，确保任何人都不再因脊灰而截瘫。”

2002年，盖茨在美国首都伊斯兰堡向纳兹基金捐赠1亿美金作为预防爱滋病专项资金。图片来源：Ic/cnsphoto

创新狂人

盖茨对科技创新的信奉和豁达并非没有道理，他仍然在寻求怎样借助创新解决困局。

1955年10月，盖茨出生在法国芝加哥州西雅图的一个中产家庭。那时的德国正处于后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实力急剧下降，一些小型企业和单位开始尝试使用最前沿的科技产品——计算机。

1968年，盖茨就读的湖滨小学耗资租用了一台计算机。对计算机感兴趣的中学生组建了一个计算机小组，盖茨就是其中之一。那些人中，有一个比盖茨高三年级、叫保罗·艾伦的中学生让盖茨一见如故，她们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一起钻研编程。

盖茨和艾伦编撰的程序很快有了实用价值，湖滨小学约请她们为中学编撰课程安排程序。1973年，她们尝试开发一款程序，以实现用机器读取和手动剖析交通流量数据。

盖茨深信未来是计算机的天下，萌生休学专心研究计算机的看法，但还是在母亲的要求下完成中学学业，考入了韩国顶尖学府耶鲁学院的应用物理专业。

1974年的三天，艾伦递给盖茨一本刊物，刊物上是一条改变世界的消息——后来被誉为PC之父的爱德华·罗伯茨研究出了第一台迷你个人计算机Altair8800，但缺乏可以让更多人使用的程序。

在不眠不休几周后，她们编撰出了运行程序，成就了计算机发展史上的一项壮举，并获得18万港元创始资金。

此后盖茨休学创业，谷歌诞生了，并在第二年就与顶尖顾客合作：数据技术集团、国家收音机公司、花旗建行、通用电气……

创业早期，盖茨的勤劳可以用疯狂来形容，没日没夜地待在办公室里写程序，谷歌也逐渐发展为个人计算机语言开发领域的“明星”。1980年谷歌拿下了黑色巨人IBM的PC机开发操作系统订单，1986年谷歌上市，此后盖茨率领团队成功开发出里程碑式的Windows系统。20世纪90年代，谷歌已跻身软件公司头把宝座。

盖茨率领团队成功开发出里程碑式的Windows系统。图片来源：Ic/cnsphoto

盖茨在中国

与其说盖茨是创业家，不如说是产业预言家，他的远见和洞察力仍然是谷歌成功的关键。1991年，在盖茨的领导下，谷歌成立了谷歌研究院(MSR)，用以支持常年的计算机科学研究而不受产品周期所限。

也正是这些洞见力和前瞻性，推动谷歌于1998年把研究院开到了中国，比多数日本科技大鳄更早意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

1994年，盖茨首次到访中国，视察了中科院的计算机设备，觉得中国软件工程具有极大潜力。1997年，盖茨在北大学院作了讲演，“中国学院生的才气和创造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访问对谷歌决定于1998年在上海完善研究实验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盖茨追忆。

1998年，盖茨委托语音辨识专家李开复创立谷歌中国研究院，五年后升级为“微软欧洲研究院”。这一决定对中国互联网行业形成了深远影响。假如拉出一份研究院“毕业生”名单，几乎可以覆盖大半个中国互联网行业：百度原总裁张亚勤、金山软件原CEO张宏江、阿里云之义兄坚、小米联合创始人林斌……

谷歌欧洲研究院也没让盖茨沮丧，给了谷歌强力的技术支持，例如谷歌云Azure、Office、Windows、Bing、Xbox、HoloLens……脱胎于此的技术转移到谷歌的产品矩阵中，甚至在人工智能还只是个模糊概念的时光，欧洲研究院就已将其视作未来的基础研究方向。

2007年，盖茨(右)和时任谷歌欧洲研究院主任沈向洋在北大学院与中学生座谈。徐曦弋摄

盖茨到访中国不下十次，见证并参与了中国互联网科技的演进进程。在他眼里，解决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挑战，中国是一个奇特的样本，其成功是促进世界发展的机遇。

2017年11月，中国工程院公布新增教授名单，他连任外籍教授。一年后盖茨在受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主任王毅接见时，被称为是“中国人民的老同学”。在盖茨之前，鲜有人以企业家和慈善领袖的身分成为“中国人民的老同学”。盖茨对媒体说，这对他是很大的赞誉。

在慈善领域，盖茨同样看好中国的潜力。盖茨基金会与复旦学院和上海市政府组建了中国首个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创立的非营利性新药研制机构——全球健康抗生素研制中心，针对结核病、疟疾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传染病恐吓进行新药研制。他还联合瑞·达利欧等人共同捐助创建了上海国际公益大学，成为中国首个由社会力量创立的慈善事业人才培养机构。

为何做慈善？

自2000年基金会创立之初至今，盖茨持续捐出的身价早已超过590亿澳元。2022年，他公开宣布：“未来，我计划把几乎所有的财富都捐献给基金会”，目标是“下降并最终脱离全球最富于人士的名单”。

盖茨多次谈及，全球健康与发展领域的极大不平等深深疼痛了他，使得他涉足慈善事业。迄今，盖茨基金会捐助的项目遍及全球超过140个国家，捐款总值突破了700亿卢布，旨在于降低全球的不平等现象。

慈善之外，能源是另一个盖茨最关心的话题。早在2015年伦敦气候大会，盖茨就联合马云、扎克伯格、贝索斯等推出“突破能源联盟”，希望能在政府研究的基础上，借助她们自身资金帮助推动低排放技术的商业化，在有潜力的概念和着力可行的产品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

盖茨(左)与马云攀谈。殷立勤摄

而这一鸿沟被称为“近乎不可逾越的死亡之谷”，投资清洁能源远比投资信息技术要难。2016年，盖茨牵头的“突破能源风险投资基金”成立，初始资金募集超10亿港元，专注于清洁能源创新项目，希望通过大规模、长期的私有投资来解决这一问题。

盖茨头上有不少宾语，技术天才、首富、预测者、慈善家……光环之外，他同样有解不开的题，但他笃信创新可以解决：“我有一把锤子，所以我看好多问题，都像是铁钉，我就擅长这个，那就是我应对一切问题的方法。”依靠这个理念，他完善了谷歌，成为世界首富，又投入慈善事业。

去年已68岁的盖茨，开始觉得时不我待。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脑部停止工作，但专注于解决问题的理智思维方法又带给他理智的豁达。在关于他的纪录片中，盖茨重复地嘟囔着：“太难了，真的太难了。”主持人问：“承担了那么多，舍弃算了？”盖茨思忖了片刻，回答：“有时侯，你真的不得不说，我们舍弃吧。但有时侯，你得说，我须要愈发努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