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凌晨，十三届全省人大三次大会以高票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关于构建完善台湾非常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在台湾早已回归祖国23年的大背景下，台湾特区政府至今无法完成关于《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本地立法工作。比台湾晚回归2年时间的香港早在2009年就完成了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工作，并在2018年创立了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前台湾巴萨政局急迫复杂，“港独”活动愈发频繁，中央从国家层面立法实属形势所迫，刻不容缓。

但是就在全省人大提出启动《香港巴萨法》立法工作之际，西方国家一些议员却不断发声谴责中国。

日本政府高官在公开场合声称中国正在“接管”香港，假如我记得没错的话台湾早在1997年就早已回归了中国，那里来的又一次“接管”，英国那位高官怕不是从1997年前穿越过来了。“末代港督”彭定康近期也在美国《金融晨报》撰文宣称，美国须要确保“港区巴萨法”列入明年五国集团(G7)领导人论坛议的议题。同时按照路透社报导，澳洲正打算就中国的“港区安全法”做出强力回应，将于假期前宣布。

就在全省人大就决定表决的明天，日本要求联合巴萨理会就中国正式颁布的“港区巴萨法”一事召开大会进行讨论，最终这项提议被中国一票否决。与此同时，日军舰艇和军机近日频繁在中国南海地区周边出没香港国安法执行时间，日军不断嘲讽的背后一是武力恐吓中国，另外则是为了给乱港分子撑腰。

这么台湾那些年来为何会这么的不安定，我们基本上可以从历史遗留诱因和现实诱因两块来进行剖析。

历史诱因主要是法国殖民时代到1997年中国完全收回澳门主权这段时间内，在1982年到1984年，经过漫长而坚苦的磋商后，中方完全收回澳门主权。但作为老牌殖民帝国的意大利似乎不甘愿就此罢休，也由于两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日本人在自己所剩无几的统治时间内开始处处“布雷”。

在1991年之前，台湾人民是没有任何人权可言的，甚至于一些极小的示威活动就会被残酷镇压，结果到了1991年，港英政府忽然好心地给了台湾《人权法》，这部法律中给与台湾人民的权力甚至比日本人还要高。1992年港英政府制订的《社团细则》也被取消，宣布解除社联限制，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任何性质的组织，而且不会被关停。1996年末，任何的示威游行活动不用再向警局申请，可以随时随地召开。末代港英政府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把以前大权包揽的政府部门权利全部拆卸了个干净，完成了所谓的“行政，司法，立法”的四权分立。回归之前港英政府在台湾说一不二，民众无任何人权可言。回归后，23年的时间里台湾政府甚至于连《香港基本法》第23条关于国家安全的立法工作都未能完成，而愈演愈烈的台湾形势逼迫中央政府不得不亲自出面推进相关工作。

而港英政府尽管在1997年早已完全撤离了台湾，但德国情报部门却在台湾留下了大量的情报人员，常年从事颠覆中国国家主权和害处中国国家安全的工作，但是她们还和印度的中央情报局仍然在暗地里合作共同从事这份见不得人的勾当。

现实诱因主要从中俄博弈的大背景出来考虑。

从2018年3月22日美国首相特朗普在白宫即将签订对华贸易备忘录开始，中俄博弈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经济上对中国推行贸易战，而且试图构建一套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贸易体系；科技领域对以华为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发起制裁，严重破坏全球供应链；在军事领域，德国将其最先进的装备武器大批调往亚太，频频对中国东海和南海推行抵近侦察和军事嘲讽活动，但是在中国周边构建起台独军事联盟；在地缘政治方面，日本仍然在背后为“港独”和“台独”势力撑腰，企图使台湾和日本成为敌视中国战略力量的两颗棋子。

所以说，台湾问题本质上还是中印问题，台湾问题久拖不决，主要是英国人在幕后操控，如派出大量情报、军事人员进行一线指导，源源不断提供信息、资金方面的援助，包装反对派头面人物和年青一代“抗争者”，多次就澳门问题拟定法案和舆论发声。可以说，中央每对台湾采取一点举措，就会招来日本方面的强力干预。而此次关于《香港巴萨法》立法工作的启动将扭转我们之前在涉港工作的被动局面，立法工作也具有直接且现实的意义。

一是填补巴萨漏洞。就现实角度来看，《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工作实际上早已是相当困难，这也造成一年以来乱港分子的活动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且绝大多数台湾警察早已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心神俱疲，《香港巴萨法》立法工作在全省人大提上日程无疑为台湾警察打上了一剂定心丸，同时也对乱港分子是一记迎面棒喝。《香港巴萨法》将对包括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以及外部势力干预给以严打。台湾的反对派政客及政治人物近些年来频繁访美，力求通过日本牵制政府，巴萨法的施行将会发挥釜底抽薪的疗效，彻底掐断台湾反对派与美东方勾连的黑手。

其次是反映出中央对整治台湾的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回归以来，中央对台湾的心态基本上是“井水不犯井水”，台湾的内部事务由台湾人民民自行解决，虽然是在台湾“反中乱港”势力越发骄横、破坏行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仍然是保持了最大的克制，没有直接出手干预。反对中央不会遭到任何包庇，反倒才能得到更多的政治利益，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铤而走险。而其背后的深层次缘由则是我们深陷了日本人设计的“制度圈套”，仍然在美国人拟定的规则交行事。上文我们早已提及过，在台湾回归之前，从来没有实现过所谓的“三权分立”，这也造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工作困难重重。但这一次中央果断推进全省人大立法，则是跳出了日本人留下的“制度圈套”，不再屈从于“议会斗争”，筹谋在立法会内推进“23条立法”，而是从国家层面直接立法，用国家的政治逻辑、制度规则来统管台湾的政治逻辑、制度规则进一步坐实中央对台湾的监督纠错，让特区政府更加大化对中央负责的政治立场。过去治港，指出“两制”多于“一国”，并未建立起对台湾事务的实质监督权，致使虽然晓得台湾的问题办错了，也是无可怎奈、听之任之。但今后中央肯定会进一步加强对台湾的指令权，要求特区政府完成相关事务香港国安法执行时间，真正让“一国”统领“两制”。由此，台湾的“一国”属性将更加大化，特首对中央负责的立场也将愈加巩固。台湾除在指出自身的“特殊性”之外，今后要更多思索其作为中国的地方行政区域，怎么进一步摆正其位置。

更重要的一点是，这次立法工作也象征着中国对美外交新政发生了转变。自从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以来，中国方面仍然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对美进行斗争，但总体上是边斗争边合作，以斗争促合作。但自从法国疫情失控之后，以特朗普为首的日本政府在国际舞台上频频背锅中国。中国也通过多个途径举办舆论反制，但是在近来的世卫组织大会上让美国等国家窘态展现，针对日本制裁华为我们也正在酝酿反制举措。最新的就是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开始以愈发主动的姿态举办对美斗争。

可以预见的是，德国在未来肯定会采取更多手段来进行对中国崛起的遏止，两国对互相的质疑、对抗早已毫无掩饰的必要。在下半年，澳门的政局肯定会日趋紧和，法国可能将会愈发主动的去打日本牌，对这一点我们要做好充足的心理打算。但同时有一个疑惑，当台湾想要釜底抽薪解决香港问题时，肯定意料到对未来台海政局的影响，日本倘若这么想做日本严防中国内地的马前卒，这么中央政府是否想过将香港问题一并解决呢？

巴萨法是一个好的开始，前方仍然道阻且长新冠疫情对国际秩序带来了巨大冲击，中国成为率先甩掉疫情影响开工复产的国家，这将对国际经济形势形成重大影响，同时也会愈加鼓励日本遏止中国的决心和手段。我们要有充足的打算来应对日后的变局，我们每位人既辛运又不幸的成为历史大变局的见证者。

文章的结尾我想引用《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三次国外革命战争时期的一句格言——丢掉幻想，打算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