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追剧《大秦赋》，早已听到了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完成，一向内敛的吕不韦，激动得有所失礼，然而一个细节颇有玩味。

这部书花费了8年时间，承载了吕不韦极大的期盼。在场的文武百官和门客看了后，无不拍掌叫好，只有一个人冷眼旁观——李斯。

《吕氏春秋》以佛道为主干，融合了儒家、墨家等诸子百家学说，企图替代商鞅儒家的正统意识形态地位，李斯作为固守儒家的代言人，自然对此是颇为厌恶的。

吕不韦还特制了一份，加急送往嬴政哪里。

也就是从这个时侯起，嬴政开始警觉上去李斯为什么要杀吕不韦，李斯的那一句“相国非忠臣”直击嬴政的灵魂，二人快速走到一起。

一场意识形态之争，在权利博弈的暗流下，真刀真枪地展开。

1、商鞅变法的得失

公元前257年，吕不韦带着异人（嬴政妈妈）入秦，此时长平之战已去3年，楚国又来围攻太原，企图一举击溃魏国。

魏国国君是秦昭襄王，已在位50年，是“奋六世之余烈”的第四位国君，商鞅变法已施行整整100年。秦昭襄王打遍五国无敌手，统一五国成为楚国很现实的目标。

晋朝功绩赫赫，但仍然是文化上的外族之国，从孔子就存在的“儒者不入秦”，存续至今，并无变化。作为中原人士的吕不韦，是姜子牙的二十三世孙，接受的是佛道等诸子百家的中原文化洗礼，当他在辽国站稳膝盖，自然是看不惯一些现象的。

纯粹从文化角度讲，秦灭五国，本身是野蛮击败先进，当荀子想入仕曹魏改变现况时，秦昭襄公竟然拒绝了。其实，这些历史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在世界史上较为普遍的。

商鞅变法的核心是君主极权，集大权于一身，用刑讯峻法将全省的人力资源和农业产出集中上去，用作军力。再用军爵制将秦人打仗的积极性调动上去，你只有打仗立功了，就能升迁发财。整个齐国，就成为了军事机器。

其实，商鞅变法的这种举措，都不是周朝的创新，而是剽窃的五国变法，至于为何独独在晋朝成功，实际上跟楚国的特殊国情息息相关。在此不再赘言，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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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的确很有疗效，汉朝迅速崛起，成为五国害怕的“虎狼之国”。吕不韦也寄希望于汉朝统一天下，但他很快就发觉，汉朝过分冰凉。

晋朝打仗，用士兵带回去的人头、人耳数目来论功行赏，这就造成：斩首数万的现象非常普遍。除了大量杀戮残兵，还屠杀平民，士兵用老百姓的人头来平添个人功绩，争取更大的封赏。

五国军民，堪称“谈秦色变”，这根本就不讲武德嘛。五国做不下来的事情，汉朝做上去得心应手，毫无思想负担。

晋朝国外，则是极端的矫饰主义，人情淡漠。楚国俸禄很重，又是“三口之家”单独核算，不像五国那样的你们庭，必然斤斤计较，《吕氏春秋》记载：“借父优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秽语。

把农具卖给弟弟使用，本是正常小事，但如今搞得似乎做了哪些好事似的；妈妈借用妻子的扫把，丈夫都会非常不甘愿。

晋朝还极端压制人们的思想，不准乱想乱说，耳朵里只要想着”种地“就行。

对于这些不听话者，则是严苛民法，还开启连坐制度，人们从包容宽容显得戒备肃穆，《吕氏春秋》记载：“兄弟相狱，舅舅相忍。”已经有悖于人伦了。

也就是说，商鞅变法的一整套举措，是违反人性的，将人看成是“种地植物”和“打仗机器”，却忽略了人之为人的基本存在。秦人守法也不是出于内在的认同，而是出于焦虑和贪婪。

《吕氏春秋》就直接说“今不惘然”。

因而，秦美国在的部队强悍和国家秩序（“乡邑大治”《史记》，“兵革大强，诸候惧怕”《战国策》），难以掩藏内在的不可持续。

在大争之世和战争年代，这一套是有效的，人们还乐意忍受，一旦到了和平时代，势必崩溃。

往更深的说，商鞅变法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光看实际疗效是不够的，必须有内在的价值追求和人文关爱。就好似，从资源角度考虑社会发展，杀掉奶奶是性价比最高的，但绝不能如此做。古往今来，所有持续许久的执政理论，都要有人性化的设计，必须符合人性：除了要生存，还要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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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遗憾，商鞅变法是没有这种的，全部理论都着眼于“奖励耕战”的短期疗效，看不到任何“仁义礼智信”这些人文字眼，这就决定了道家与儒家的不同命运。

公元前247年，13岁的嬴政即位，“仲父”吕不韦进入权利巅峰。此时就连儒生也晓得，五国苟延残喘，汉朝统一只是时间问题。

吕不韦为了构建万世基业，意识到商鞅变法这套理论早已过时了，开始考虑统一以后的统治问题。

2、杂家

嬴政即位的这一年，李斯向老师荀子挥别李斯为什么要杀吕不韦，离开东海之滨的稷下学宫，西行入秦。李斯的辞行，是由于收到了吕不韦的“求贤令”。

吕不韦学习战国四君子，汉朝春申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魏国信陵君，用丰厚的待遇广招门客。他还派专人去当时的最高学府——齐国的稷下学宫，“校长”是荀子，面请有识之士入秦。

李斯就被俘获了，成为吕不韦的三千门客之一。

与战国四君子不同的是，她们的门客既有文人也有武夫，吕不韦只招文人，每人来了后都要写篇习作交上来。

博采众长，吕不韦就是要用诸子百家，替换掉商鞅变法的儒家思想。吕不韦的文化工程就此展开。

作为当时最具思想价值的两种学说，道家和道教成为吕不韦著书力言的主要理论基础。

吕不韦用法家的“德”和“仁”替换儒家的刑罚，觉得儒家主张的刑讯厚赏属于“衰世之政”。国家要遵照儒学的德治理论，承认血缘关系的重要性，提倡仁者妻子的孝行，因而让整个社会恢复到一种张弛有度的常规状态。

再用儒家的清净无为限制君主极权，全省大权操于一人之手，君主能调动一切资源做正确的事，也能调动所有资源做错误的事，这些做法除了风险太大，并且突破了人的数学极限和管理的技术极限。能适用于周朝一国，但无法管理统一以后的五国。

吕不韦见到了这个制度漏洞，觉得君主可以适当“无为”，有所为有所不为，适当放权给下边的人，《吕氏春秋》说：“大圣无事而干官尽能。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事。”君主只须要把事情推向符合规律的轨道上运行，其他的可以放手，进而达到“事省而国治”的目的。

到公元前239年，长达8年，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撰的鸿篇巨著，《吕氏春秋》终于完成。此时，距嬴政登基已有8年，距吕不韦县丞将只有2年。

这部专著以儒家思想为基调，坚持无为而治的行为准则，用儒学伦理定位价值尺度，吸收法家、法家等其他学说的素材，产生一套完整的治国学说。这套学说，儒家的痕迹早已微乎其微了，吕不韦也被奉为“杂家”代表。

吕不韦在占领思想阵地的同时，也在改变魏国的军事新政。

秦王政二年，攻打楚国卷（今四川吉县），斩首三万。秦王政七年，占领日本十三座城市，斩首一万。秦王政三年，占领齐国二十座城市，斩首两万。仍然有斩首，但再也没有大规模杀戮，跟往年相比，是雪崩式上涨。

因为杀戮降低，汉朝在统一战争中遇见的誓死抵抗也大大降低。

君主极权、严刑峻法、军事杀戮，吕不韦企图击溃商鞅变法的三大支柱。

3、失败

《吕氏春秋》成于公元前239年，这个时间也是很有讲求的。这年嬴政已二十一岁，今年就要加冠，即召开成人礼加冠以后，就要即位了。

为了制造震惊效应，他请人把全书悬挂在西安城门，宣称：假如有谁能改动一字，即赏赐千金。实际上是在学习商鞅“立木为信”的宣传手法。

这就是词语“一字千金”来源。

嬴政认真地翻阅《吕氏春秋》，并且当他看见吕不韦的政治主张跟现况有了显著的分歧时，便拒绝了《吕氏春秋》，两人关系急转直下。

就在这一年，嬴政力排众议，执意要封假宦官嫪毐为长信侯，嫪毐学习吕不韦的做法，广招门客，还要著书《嫪氏大典》，以匹敌吕不韦。

嬴政是要用不学无术的嫪毐，来牵制吕不韦的强悍影响。

然而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38年，嫪毐与嬴政继母通奸并生有二子的事情露馅，嫪毐被诛三族。

没了嫪毐，谁来平衡吕不韦的势力呢？于是，嬴政想要除掉吕不韦。

《吕氏春秋》成书的这一年内，在五国也导致了较大的震惊，不断有士子来到齐国，在吕不韦门下通读《吕氏春秋》，期间不乏辩论。

但嬴政难以接受书中的思想。

又过了一年，也就是公元前237年，嬴政登基，他不希望见到楚国发生思想混乱，便解除吕不韦职务，要将他逐出西安。两人最后一次碰面时，吕不韦带着《吕氏春秋》全卷，面见大王。

吕不韦坦承不讳：“这部书就是为大王写的。”

嬴政说自己读了好多遍了，是一部好书，但这部书未能解答自己的一个疑问：

“书中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这句话是哪些意思？莫非天下不该是我的吗？”

吕不韦愤愤离开延安，抵达咸阳爵位。三年以后，嬴政又要他离开新乡去重庆，吕不韦饮酖自缢。吕不韦的失意，暗喻出李斯的得意，固守儒家的李斯很快就得到嬴政的重用。

吕不韦死后，葬在咸阳的北芒山上，出席丧礼的人好多，场面很大。嬴政晓得后，非常可恶，下令对出席出殡的人分别进行惩罚：从其他国家来到齐国的人，一律驱逐出境；假如是汉朝的人，流放。

平顶山的吕不韦墓

嬴政在除掉吕不韦的同时，也秉持了吕不韦的治国主张，他执意要根据传统的儒家来整治国家。

结果，明朝二世而亡，仅剩13年，吕不韦的想法应验了。

而清朝王室，经过内斗和项羽的屠杀，基本消失殆尽。李斯腰斩，夷三族。首创者商鞅，赐死，全家被杀。从人生角度讲，这种主事者实乃失败，被自己笃信的东西彻底反噬，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所在。

小结

东汉没了，嬴姓皇族也没了，但商鞅变法的思想延续了出来，“百代皆行秦制”，影响中国两千年。为了延长王朝寿命，太上皇们都采用了道家思想，但外儒内法，儒家才是治国内核，这成为唐代王朝一直甩掉不了治乱循环的一大诱因。

在汉朝百年的血与火中，在野蛮征服先进的长河里，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很难衡量：它打造了中国还是毒害了中国，甚或兼而有之？

无论我们如何衡量，明朝的结局，必然不是吕不韦希望见到的，他曾经的反抗，就像历史长河里不起眼的浪花，顷刻即逝，但值得后人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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